“人机共生”时代语言学的使命与担当

尽管准备采访李宇明教授前，我已做了一些“功课”，但是收到他寄来的《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一整套书时，我仍被震撼了。这套上中下三卷本的儿童语言发展日志，足足有10多厘米那么厚，记录了他的女儿冬冬从出生到6岁的两千余天的语言发展，反映了汉语儿童的语言发展之路。收到这份厚重的礼物后，我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摆放在书桌一角，屏住呼吸与它们对视，那一瞬，时间似乎已经停滞，而我正开启与它们的对话。

终于，一个雨后的下午，我们如约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见面。当天，李教授穿了一件灰色的“北语”T恤。我知道他是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还曾做过10多年的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兼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也曾担任过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和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带给他更多的是洞察力和务实精神，而长期深耕于学术研究，则让他睿智、开放和豁达。他笑言：“因为我终于可以不去考虑某种想法是否能实施，而是可以想得更高远一些，更天马行空一些。”

我本来准备了一份标准的采访提纲，想围绕儿童语言发展与儿童阅读展开对话。不过采访没多久，我就被他所提及的更深邃、更宽广的话题所吸引，采访最终变成了自由式漫谈。我不再打断他，而是认真地倾听。

这是一次特殊的访谈，3个小时的访谈内容虽然远远超出原有主题，但却为我打开了一小扇我所不熟悉的语言学领域的大门。访谈中，我一直为自己的“无知”而惭愧，同时也深感李宇明教授所言极是，“中国人的语言意识很弱，当中国走向世界时，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语言觉悟，加强语言意识，直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使命与担当。”

——对话——

中国儿童语言研究具有世界性影响

【中国儿童语言发展呈现出难以复制的独特性，并成为不可多得的“天然语言实验室”，其研究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和教育价值。】

记者：作为长期致力于儿童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您曾多次提到中国的儿童语言发展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教育界的重视。为什么？

李宇明：是的。儿童在早期发展中有三件事最重要：身体发育、心智成长和语言发展。这三方面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过去，我们只强调了儿童身体和心智的发展，而忽视了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视性。美国一项早期研究显示，来自不同经济和社会地位家庭的儿童，四岁时的词汇量差距达到惊人的“三千万词鸿沟”。为此，美国曾开展“三千万词”行动、“阅读优先法案”等，都是为了帮助家庭进行儿童早期语言启蒙，缩小教育鸿沟。很多研究表明，儿童早期语言发展与其心智发展密切相关。我国对于早期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过去更多聚焦于语言障碍儿童，很少关注正常儿童的语言发展在早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记者：您为什么又同时提出，中国的儿童语言学研究有可能正在走进世界前列？

李宇明：中国儿童的语言发展环境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三大不同：一是祖辈深度介入；二是存在大范围的独生子女家庭；三是“二孩”政策带来的“非自然二孩”现象（即年龄差较大）。加之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等所构成的特殊社会和家庭语言环境，这些因素使中国儿童语言发展呈现出难以复制的独特性，并成为不可多得的“天然语言实验室”，其研究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和教育价值。

记者：国内学术界对于这种独特优势是否有深刻认知？

李宇明：我想是的。我国早期的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障碍儿童，而现在我们的研究已扩展到涉及四大类别的17类人群。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另外，我在30多年前记录女儿冬冬0-6岁的语言发展日志时，用的是纸片和录音。现在，我们的团队已在研究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24小时“全天候”观察和记录儿童的语言发展，为儿童AI玩伴的研发做支撑。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研究，弄清楚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最终希望能改善儿童的教育。我相信，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应用方面，中国的儿童语言研究已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

语言学需要开辟“新赛道”

【我们需要思考“人机共生”时代语言学的使命担当，还要思考到2050年中文的世界地位和中国的语言生活状况。】

记者：您为什么强调中国应该学会用“第三视角”看世界。

李宇明：所谓“第三视角”，也可以叫“学术视角”，就是站在高空俯瞰世界，这个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分“夏夷”的整个世界。我们不能只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也不能只从世界的视角看中国，而要从一个全域的视角来看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二十大报告中的“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是国家在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对语言文字事业提出的要求。因此，语言学需要开辟“新赛道”。我们需要思考，“人机共生”时代语言学的使命担当，还要思考到2050年中文的世界地位和中国的语言生活状况等问题。我们要学会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眼光”来看待世界语言生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真正有话语权。

记者：您在10年前就提出要唤醒中国人的语言意识。为什么？

李宇明：所谓语言意识，就是意识到语言之于人生、之于社会和国家的意义。语言意识、语言政策和语言行为，是语言规划的支撑“三角”。一个社会如果缺乏语言意识，就会带来语言政策和语言行为的滞后甚至落后。举例来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这不但改写了中国的语言地图，而且也带来了一系列语言新问题。然而城市规划者很少意识到需要做城市语言规划，顶多只考虑到英语使用的一些问题，这使得政府的信息发布渠道受限制，城市的信息传递无章法，外来人员获取信息的权利需维护。新农村建设也很少关注语言流失问题，缺乏乡村语言保护意识。

记者：语言为何还与国家安全相关？

李宇明：很多人会对“语言安全”一词很陌生，但提到“信息战”或“舆论战”可能就不陌生了，还有国际话语权、语种话语权等。另外，当我们要“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时，我们就不能只用英语讲，我们至少要能用上百种语言来讲中国故事。世界上有7000余种语言，这些语言及其方言与大大小小的语言共同体关联，与部族、民族、国家和超国家共同体关联。所以，美国早就制定了“关键语言战略”，因为他们知道，语言与国家安全关系密切，特别今日之战争首先是信息战和语言战，受制于国家的语言能力，包括语言信息化能力。理论上语言是一律平等的，而现实中语言是有强有弱的。语言强弱不仅是国家强弱盛衰的象征，而且语言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强大。语言是文化的基础、民族的象征，是“软国力”的核心。如何唤醒中国人的语言安全意识，也是我们应该不断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父母与儿童的交谈是最好的教科书

【父母要相信自己是孩子早期语言发展最好的老师，多和孩子交流互动，多读书给孩子听，提供尽量丰富的外部语言环境。】

记者：您一直在致力于建立“中国儿童语料库”。为什么？

李宇明：我在国家语委工作时，就大力支持语料库建设，到现在已做了将近20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跟踪全国上百份报纸，统计分析汉语的发展变化，了解汉语的真实面貌。语料库对传统语言学的更新，甚至是人类发展的理念更新，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儿童语料库”则有其更独特的价值。语言研究需要建立在语料的分析研究基础上。目前，全世界获得的儿童发展语料、特别是自幼跟踪记录的语料不多，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儿童语言发展语料库对外开放。我国以往的儿童语言研究，比较关注儿童语言结构系统的发展，如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等，但是对儿童语言应用的能力关注不够。造成这种状态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语料搜集困难的原因。事实上，语用能力才是真实的语言能力，只有了解儿童的语用状况，才能了解儿童如何与社会互动，父母和教师应如何与儿童交谈。语言在儿童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儿童语言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我们要按照儿童的语言发展规律来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发展。

记者：对于儿童是如何能迅速地学会一门语言的，似乎一直是一个谜。这方面的研究对于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意味着什么？

李宇明：儿童学习语言的天赋确实令人着迷。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和有限的经验下，快速掌握一种复杂的语言。而且，世界各国儿童学会一种语言所需的时间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他们的语言发展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可见，儿童似乎天生具有一种获得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具有生物遗传性，同时随着人的成熟而下降。父母和教育工作者需要了解，儿童学习语言不是通过语言规则而进行的，而是通过在语言环境下的大量倾听和交流习得的，是在生活中学习的。所以，父母要相信自己是孩子早期语言发展最好的老师，多和孩子交流互动，多读书给孩子听，提供尽量丰富的外部语言环境。父母与儿童的交谈，是儿童早期最好的教科书。儿童词汇量的积累，同样也是思维和理解力的训练，单纯的“背单词”并没有显著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词汇的学习与生活体验相结合，用学会的语言去精确地表达。

记者：您于1995年出版的《儿童语言的发展》，据说并没有被教育界特别关注，反而是受到儿科医生的欢迎。

李宇明：是的，我也没想到这本书竟然被医学界所关注，主要是耳鼻喉科的医生。他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儿童早期的语言发展情况，并据此进行特殊儿童包括聋哑儿童的诊断。如果我们对正常儿童的语言发展标准缺乏研究，就不能准确判断谁是特殊儿童，谁需要特殊帮助。关于特殊儿童的甄别标准，过去主要是医学界在研究和制定，其实教育界应该更多参与进来，并发挥更大作用。另外，对于有一定听力的聋哑儿童，应该提倡让他们和正常儿童一起“融合”学习。当然，谈到特殊儿童，还包括那些语言天才，他们可以轻松掌握数种语言。我们对这种有语言天赋的超常儿童几乎没有关注，他们其实可以在国家语言安全和情报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符号能力和语言能力是人的两大核心能力

【不要把喜欢读图看成是一种阅读能力的衰败。人类已经进入“超语言”和“融媒体”时代,教育不能停留在印刷术时代。】

记者：很多父母对于孩子喜欢读漫画书很担忧，而您却提出要把读图作为一种新的能力来培养。

李宇明：我一直想告诉大家，不要把青少年喜欢读图看成是一种阅读能力的衰败。人类从来都不只是用一种模态的信号进行信息交流的。实际上，人类有一种很强“图符”能力，就像儿童的涂鸦绘画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应该被看作是专门的艺术能力，而应该被看作是人类获取信息和表达信息的能力。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超语言”和“融媒体”时代，符号和读图能力反而应该成为人类的一种新的能力来培养。我们现在已成立了一个儿童涂鸦研究组，就是要研究孩子是怎样通过画画来进行表达的。在融媒体时代，语言学家要从过去主要研究文字到研究图符，包括图表、图标、公式、图像、视频等。所以，我们认为符号能力和语言能力是未来人类生存的两大核心能力，我们不把读图看作是一种衰败行为，而是看作人类的进步，这种图符能力会和语言能力共同发展。

记者：“融媒体”和“超语言”时代，与印刷术时代的信息有何不同？

李宇明：印刷术时代的媒介信息特点是系统的、单一和平面化的，也是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融媒体”和“超语言”时代的信息则具有碎片化、交互性和跨界联通的特点。跨界联通意味着不同媒体之间、不同数据库之间以及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联通。可以看到，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会出现语言智能时代，或者叫作ChatGPT时代，它是真正以数据驱动的时代。未来谁有能力处理大规模语言数据，特别是让机器人掌握语言数据，谁将立于不败之地。

记者：这种“超语言”时代对学校教育提出了哪些挑战？

李宇明：教育工作者至少要做三件事，一是教育学生适应这种新的媒体形式；二是推动这些新技术应用到教育和社会中；三是培养一批新媒体应用的杰出人才，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反观我们的教育教学，其实仍停留于平面媒体时代和“印刷术思维”。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办教育，如何教会学生处理碎片化、交互式和跨界式信息，应该是教育界必须关注的新任务，必须重视培养学生除文字以外的，处理图像、视频以及各种碎片化信息的能力。另外，人的阅读能力还反映在能否处理大量的专有名词上，包括人名、地名、科技名词以及各种新出现的术语上，这也是很重要的语文能力。目前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很少关注这部分内容。

阅读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能力

【一定要重视青少年的阅读，并通过科学的分级阅读标准为青少年精准提供匹配其阅读能力的最佳读物。】

记者：作为语言学家，您如何看待阅读与青少年的成长？

李宇明：我觉得，在听说读写等能力中，阅读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能力，因为阅读同时在支撑口语表达和听的能力。我还想加一项“译”的能力，译不只是指外语翻译能力，而是包括从方言到普通话，从古汉语到现代文，从口语到书面语……这些都是“译”的过程，它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阅读除了是重要的语言能力，还是人的发展能力。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对历史和世界的把握、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认识，都需要通过阅读来完成，阅读将建立你与世界的联系。最后，阅读是对思维的训练，没有良好的阅读，就不能有良好的思维训练。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青少年的阅读，并通过科学的分级阅读标准，为青少年精准提供匹配其阅读能力的读物。

记者：儿童是语言学习的天才。那么，对于青少年的语言学习，相关的语言规则或语法学习重要吗？

李宇明：语言规则和语法的学习当然是有用的，尤其是到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讲一些语言学和逻辑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语法知识，很多是通过学习英语语法时获得的。曾有一个阶段，我们的学校教学是“规则驱动”下的教学，忽视了学生的语言生活实践。现在，我们又过于淡化语言规则的学习，包括“淡化语法”。语言运用需要语言运用的实践经验，也需要关于语言的理性认识。语文教学只讲语言应用，在中学教育中缺乏应有的语言学教育，提起汉语语句中的主语谓语宾语，许多人都说不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整个社会的语言知识水平是到了一个低谷阶段。

记者：您强调阅读是最重要的基础性能力，但又认为保护和激发阅读兴趣是第一位的。

李宇明：我觉得在读书方面，父母和教师都要尊重孩子，孩子的兴趣和喜好是需要保护的。我们喜欢的图书，比如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孩子如果不喜欢，不要去强求。我的两个外孙女很典型，一个“爱书如命”，天天抱着书看，但是她有自己的喜好，喜欢看一些在我们看来可能没有太多“营养”的书。另一个外孙女的兴趣点则完全不在阅读上，我们会尊重她们的选择。尽管阅读很重要，但阅读并不是人生的全部。首先，我会鼓励孩子们先去“阅读”大自然这本书，多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另外，我会强调成年人比孩子更应该多些读书，包括退休后的老年人。不读书，你就离这个时代更远了。我现在就觉得更有时间读书了，在思考和认知方面也可以想得更深入和高远一些。

努力将学术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

【学术产品只能影响学术界，只有转化为政策产品后才能成为社会产品，并最终推动社会进步。】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文分级阅读标准。有人认为，这种专业性标准应该由国家来运作和实施。您怎么看？

李宇明：从国际上看，推动阅读包括研发分级阅读标准，多是公司化行为，然后由政府来购买相关服务。如何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学术产品和政策产品，并最终转化为社会产品，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很多学术成果还是“就学术而学术”，止于发论文、出书和评职称层面。另一方面，一个产品如果没有学术研究作支撑，很难成为一个好产品。20多年前，一些出版社知道我做儿童语言研究，就想邀请我去讲儿童几岁可以开始学外语。我虽然知道学习外语越早越好，但是我不知道儿童学外语会对母语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我几乎没有提倡过在幼儿期学外语。我觉得这些都是科学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随便说。另外，学术产品只能影响学术界，只有转化为政策产品后，才能成为社会产品，并最终推动社会进步。我认为，学术界和政府间的良好合作需要有“旋转门”，把学界、业界和政界整合起来，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都做不好。

记者：近年来，家庭语言规划正成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新热点。为什么？

李宇明：家庭语言规划或称“家庭语言政策”，之所以成为一个新热点，与语言规划越来越关注自下而上的路向有关，也与全球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语言传承危机、移民身份认同危机相关。在西方很早就有家庭语言政策，比如一个家庭，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父母会有意识地通过“一人一语”的家庭语言策略，让孩子同时掌握法语和德语。西方研究界也一直关注如何把语言意识、语言实践与语言管理的模式，应用到家庭领域中，深入研究家庭语言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使用关系。家庭语言政策也应运而生。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早期主要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三峡移民的语言问题、农民工家庭子女的语言教育、特殊儿童的语言康复、海外华语的传承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政策的变迁，中国家庭的语言教育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家庭语言规划也开始成为中国学界的热门话题。可以说，家庭语言规划关系到家庭语言的和谐，特别是祖孙两辈人的交流；关系到孩子的多语能力培养，包括文化的传承和对家乡、民族及国家的认同；关系到国家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因此，需要我们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郜云雁 采写）

李宇明简介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会长。曾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语言学、语法学、儿童语言发展和语言规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