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便梦想追求的美好生活象征，相比于“大同社会”的乌托邦色彩，“小康”显得更为切近。自1979年底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小康”概念以来，已过去40余年。在这40余年里，中国人民立意高远，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如期实现。这种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的精神和理念，蕴含着深刻的人文传统，也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讨论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可以有多个视角。以我作为一名美学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少显现出三种独具特色的美学理想。
一是“全面”，它显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等观，是谓“平等美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是相辅相成的两件大事，有着内在关联。它们的本质都是突出“全面”，即“不让一个人掉队”。自古以来这就是一种美学理想，所谓“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平等美学观在古代只能以中和为显现，而难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气魄与制度，后者才凸显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一说到美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炫目的物色。因为做电影研究，我曾几次慕名前往好莱坞，有时盘桓的时间较长，每每都为加州沿海风光所吸引，特别是圣塔芭芭拉、蒙特雷半岛、卡梅尔小镇等，其间别墅连绵、绿树繁花掩衬出世外桃源之美。然而有一次，我因赶早班飞机，凌晨4点半就从圣塔芭芭拉寓居的宾馆出发，拖着拉杆箱走在黑蒙蒙的小街上。一不小心，我被躺在骑楼地上睡觉的流浪汉绊倒，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我这才注意到白天游览时完全被我忽略的一群人，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街边，呼呼大睡。这与我记忆中的加州风景实在相去太远，一时间竟难以接受。诚然，贫富差距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问题，但在白天看来那么美丽安逸的小镇，却远不如一般游客所见之纯粹。西方美学偏向精英的一面，放诸中国传统与社会主义理想中，便显出了差异。
二是“建成”，它显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观，是谓“劳动美学”。小康社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得来的。恰如恩格斯讨论艺术，称“它是劳动的产物”。这与精英阶层强调“趣味”的美学不太相同，后者比较容易产生轻视劳动、进而不愿劳动的生活观。
在美国，不难见到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人，“80后”美国学者J.D.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还描绘了这些人因不愿辛苦奋斗而“丢掉自己工作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很容易就变成社会中的“流民”——而西方现代美学总把与之相关的“浪荡子”“流浪汉”作为现代都市社会的起点，这与以“劳动”作为美学的来源实在大不相同。有一次，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南校区地铁站琢磨售票机怎么用，一位黑人老大爷过来热心地询问我去哪儿，还替我操作了机器，随后便把售票机找还我的零钱拿走了一部分。这很难一概归为社会治安问题，背后隐含着对劳动、对勤劳致富的“美国梦”渐渐失去信心。
三是“小康”，它显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活观，是谓“生活美学”。中国人对生活从来就有一种强大的美好向往和幸福追求。他们不安于生存，而总是努力把生活变得美起来。这种美并不一定要求物质上的极度富足，即如孔子所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旦劳动有所盈余，相应的美之雅趣便有专攻。生活彰显着中国人对美好的肯定。
这种肯定与中国人对文明、文化、教养、礼仪等价值范畴的认可是密切相关的。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重建优雅的生活姿态》的小文，论述物质富足与文明提升之间的中国传统。“小康”表面看是物质的富足，而其内里应该是新时代精神文明与公民道德建设的语境转换。从19世纪中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积贫积弱的百年使我们失去了文化自信，转而以西方现代文明马首是瞻。“外国人讲规矩，中国人讲人情”“外国人讲契约，中国人讲潜规则”等观点在社会上相当普遍。然而一位驻非洲的外交官朋友曾和我聊起他的一次经历，某天在当地医院排队候诊时，几个年轻的当地人想插队，一位年长者告诫他们：“你看，前面那位中国先生就在排队，他们中国人多讲规矩啊。我们要是像他们那么讲规矩，早就富了。”朋友说，那一刻，他想起同胞的自况，不禁哑然失笑。文化无有高下，关键要自信和与时俱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夙愿的实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阶段性成就显现。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台阶，而其背后所隐含的美学话语和价值取向，同样值得深思，它为传统中国与社会主义中国在21世纪的相遇与融洽，提供了新的智慧与坐标。（文|林玮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美国杜克大学留学）
来源：神州学人（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