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让城市望山见水，留住乡愁

“城市设计是城市建设的中间领域，在城市建设中起到了优化形态，体现城市文化内涵和特色风貌的重要作用。”

“城市是一个有机体，但是不应该死亡，城市规划设计要让城市更有韧性，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

“城市更新改造要将自上而下的规划和自下而上的居民诉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民城市人民建，这样才能得到更多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城市有主角、有配角，城市是一个博物馆，我们要留下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见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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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有关城市设计的话题，王建国总是很兴奋。

学生时期，王建国师从著名建筑学家齐康院士，与城市设计结下不解之缘。从东南大学毕业后，王建国又先后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日本爱知工业大学研究、进修，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

近年来，中国城市设计不断发展演变，已进入转型深化阶段，王建国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他负责参与了很多城市设计工作，主持完成了广州总体城市设计、南京总体城市设计、郑州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牛首山景区游客中心、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博览园主展馆等100余项重要城市设计及建筑设计。他的设计作品充满简约素雅的中式韵味，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意趣，人文与自然交融共生。

他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中国首次较为系统、完整地构建了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体系；提出了城市高层建筑合理布局的量化引导管控方法；原创性地建构了城市用地开发强度和容积率科学判定的技术方法；首次提出并实践了基于动态随机视点的城市景观设计方法；还从技术层面揭示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机理，并初步破解了城市建设中有关高度、密度和风貌优化及管控等方面的城市设计难题。

这是他熟悉的领域，讲起来如数家珍。他希望我们的访谈也能专注于这些方面，少讲一些自己的故事，多讲一些城市的故事。

一座好的城市

一座好的城市是什么样的？

在王建国看来，好的城市并不完全是规划出来的，很多是自发生长的，其中蕴涵着一种自下而上的成长力量。城市发展要有内生动力，对于城市设计而言，就要顺应自然，根据城市特定的环境做出特定的规划和设计，并且把自上而下的规划引领和自下而上的社区、居民诉求结合起来，人民城市人民建，这样才能得到更多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王建国和他的设计团队始终秉持着这样的设计理念，完成了很多设计作品，江苏宜兴丁蜀镇古南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项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宜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宜兴就以制陶而闻名，享有“陶都”美誉，尤以紫砂最为出名。蜀山古南街是重要的紫砂文化发源地和传承地，也是宜兴现存最完好的一条古街。

21世纪初，设计团队首次前往古南街考察。那时，只有少数老年人生活在这里，除了少数几户人家还在手工制作粗陶用品外，其余基本处于闭户闲置状态。在和当地政府的交谈过程中，设计团队得知，当地希望通过旅游业带动陶瓷业的发展。进一步调研之后，设计团队确定了一个兼顾两方面的保护方案。一方面从物质层面入手，对街道周边的山水环境，以及街道肌理、建筑风貌、手工业商铺等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则是对当地紫砂制陶技艺、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这个项目一做就是20年，设计团队采取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策略，从保护重点名人故居和制陶业开始，以点连线带动整个片区的保护。如今，漫步古南街，传承千年的传统紫砂工艺和现代生活的碰撞交融随处可见，传统技艺焕发着时代魅力与青春气息。王建国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是很可贵的。第一，我们将当地具有鲜明特色的紫砂制陶业保留了下来，古南街至今还保留着90%的原住民，这里成了紫砂制陶文化的重要聚集地，大家在这里唱戏、喝茶，延续着当地特有的文化情调。第二，我们在改造过程中，非常重视当地居民改善人居环境的诉求，其中有一些房子是在建筑师的带动下，居民自建的，可以说，古南街保护已经转化成一种内在的动力。”

王建国认为，建一座好的城市，除了要“上下结合”，还应在城市设计中考虑潜伏性，要针对建筑的功能变化做设计。

江苏园博园的规划设计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江苏园博园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选址本身就带有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的重要意义。那里以前是废弃的矿坑和水泥厂，在设计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贯彻潜伏性、可持续的设计理念，旨在打造永不落幕的园博园、永远盛开的南京花园。

这种可持续体现在功能使用、文化内涵、社会经济、物质环境等多个层面，充分考虑了园博园长期的运营场景及自我造血功能，进行综合性规划，不仅做了13个城市展园，还有威斯汀酒店等业态。通过园博园的规划，矿坑被重建改造，前工业时代留下的满目疮痍、废弃的工矿区变成今天的花园、家园、乐园，实现了华丽转身。

王建国带领团队负责园区内威斯汀酒店的设计。和园区内的其他建筑相比，酒店的选址位置较高，位于主展馆和城市展园之间一片微高的丘陵地上，从北到南的高差达到25米。考虑到地势，为了让酒店的设计不影响周围山体，并且在体量、尺度上和周围的主展馆、城市展园交相辉映，他们把靠近展园北边的建筑坡顶做得比较低，南边靠山的地方，坡顶做得比较高，以坡顶为表达方式，实现了和展园的协调呼应。从远处看，酒店就像丘陵上的一组自然村落。

通过园博园的重新规划，矿坑的生态被恢复，还创造出新的家园，这样大规模的生态修复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一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工程向前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增光添彩。

在王建国看来，城市设计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力抓手。他说：“美丽在中国的语境中包含了美好生活，表达了人们对未来高品质、宜居的人居环境的追求。我国城市发展已处于高质量发展和品质内涵提升的转型期，城市设计将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让城市变得更有特点、更有特色，让老百姓的幸福感更强。”

除了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中发力，王建国也在努力向世界讲好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故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建筑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简称FoAR，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主编。《建筑学研究前沿》是一本面向全球发行的全英文学术期刊，已被A&HCI、CSCD、Scopus、DOAJ等国内外重要数据库收录。这些年来，期刊通过各种举措不断提升质量和国际知名度，为充分反映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以及全面反映建筑行业的发展水平而努力。

“从去年开始，我们将期刊改成了双月刊，在考虑质量的前提下，多收录一些来自中国作者的论文，把我们中国好的成果展示出去。以杂志为载体，讲好中国建筑行业的故事。”王建国说。

留下城市的见证物

中国的城市设计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城市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被引入，王建国也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并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方法和架构。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城市规划都是以经济为中心。在急速城市化进程中，“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成为许多中国城市的常态。由于城市设计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具有乡愁记忆的老房子、街巷在不加甄别的情况下被拆掉了，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失去乡愁、对城市风貌特色不满意的声音。

王建国很早就开始关注城镇建筑遗产的保护和更新改造。他认为，要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探索城市形态的建构肌理，留下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见证物。

2000年，王建国参加了广州市传统中轴线城市设计竞赛。在广州调研的过程中，他看到珠江边上有一个很显眼的工业建筑，最初还不太清楚那个建筑是什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从《老广州》画册上看到了这个建筑的黑白照片，才知道那里是五仙门发电厂。

五仙门发电厂是广州市第一座火力发电厂，也是华南地区最早的商办发电厂，见证了广州近现代发展过程中无数个“第一”，兼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是按照上位规划，这里要被拆除，将要建起三栋超高层建筑。王建国坚定地认为，应该保留这个发电厂。于是，他向广州市政府建议，广州市政府又去和开发商谈判。历经波折，这片区域终于被保留下来。现在，这里建成了华侨博物馆，成为珠江沿岸一处重要的历史景观和公共场所。

事实上，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像拆除五仙门发电厂这类事情还有很多，城镇建筑遗产重要又脆弱。为了留下这些珍贵的见证物，王建国和团队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城镇建筑遗产保护的流程。

第一步，筛选。城市就像一个博物馆，要把每个时代的精华留下来。为了将这些有代表性的建筑挑出来，他们开发了一套用于甄别遴选保护对象的动态决策支持系统（Dynamic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DSS），通过系统把城市中有价值的建筑挑出来。这个系统还外接了一个专家系统作为修正因子，进一步确定城市中有价值的建筑。第二步，修复改造。年份不同、材料不同，建筑的老化程度也就不同，有些建筑需要维修加固，甚至要更替构件、落架大修，还有一些建筑年久失修。建设团队要研究建筑材料的退化机理，通过科学研究，让建筑“延年益寿”。第三步，改造更新。其中有三条很重要，第一条是预防性保护，治小病、防大病，要提前发现建筑的潜在问题；第二条是运用中国传统的工艺工法，在修复古建筑的时候，充分吸纳中国传统优秀的工法，尊重建筑的原貌；第三条是要符合“双碳”目标，改造过程要绿色低碳，让建筑更加可持续。

此外，保护城镇建筑遗产要考虑它周边的建筑和街巷、外围环境，连片保护。王建国说：“对待城镇建筑遗产不是镶牙齿，选一些重点关注对象，周边都不管了，那建筑就和周边环境没有关系了，城市的故事和记忆自然也消失了。”

如何让城镇建筑遗产既传承文化又拥抱时代？王建国及其团队系统建立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城镇建筑遗产多尺度保护理论和技术体系，并以此获得202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多尺度保护”就是要把城镇、街区、建筑单体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但在保护方式上又可以区别对待，保护那些已经定级的建筑本体，可以直接把它当作博物馆凝冻起来进行保护或利用，但对于历史文化街区来说，单单保护物质空间和建筑形态是不够的，还要关注社会生活环境和场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在做北京老城总体城市设计的时候，王建国充分考虑到了这点，将北京视为一棵参天大树。“北京是一座在长城拱卫、燕山山脉、西山水系、运河水系、京冀腹地等肥沃的土壤上‘长’出来的老城，老城骨骼躯干上长出了几个主要的枝干，有象征国家和地方政权管理的中轴线和紫禁城等皇家建筑功能设施，也有日月天地坛庙、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琉璃厂等公共性和专业市场空间，以及作为基底大面积存在的民居空间。”

王建国说，“一个城市就像一棵树，树下有根系脉络，顺着树的主干长出主要的枝干，然后再长出很多叶子，细小的枝叶掉落一点，替换更新一点是正常的，主干却是不会改变的。对于树的各个部分来说，其内在生长和新陈代谢的机理是相通的，经脉相连、血液相通。只是由于尺度效应，保护主干、枝干、树叶的具体目标、方法和技术有所不同。”

万物生长，新陈代谢，生命之树常绿。城市设计要处理好保护、传承、扬弃、发展之间的关系，引导城市保持合理的增长梯度，既要传承文化、做好今天，也要拥抱未来。

面向未来的城市

城市建设是进行时，面对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对于城市设计而言，应该尽量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相对确定的部分，实现城市的均衡发展。

王建国以城市的防洪标准举例说，“一些城镇的防洪标准是50年一遇，但是像北京、南京这样的城市防洪标准就是200年一遇。或许听起来不公平，但这样的标准是由灾害的发生概率和止损代价决定的，城市建设不可能在不考虑代价的情况下统一标准。”

2018年，王建国和段进院士合作主持参加了雄安新区启动区国际城市设计方案征集竞赛，最终获得优胜奖。他说：“建设雄安新区也充分考虑了防洪标准，白洋淀的水位大概是7.2米，雄安新区的标高是5米到6米，低于白洋淀水面，如果按照200年一遇的标准，雄安新区的标高应该做到11.2米，但是不可能把整个城市垫高5到6米，综合考虑计算后，大概把标高做到了9米，上面又做了一个围挡。这就是综合考虑城市发展面对的各种因素，增加城市应对不确定的能力。”

洪水只是城市面对的不确定因素中的一种，还有地震或其他地质灾害，等等。王建国认为，要通过城市设计让城市更有韧性，在面对突发事件之后拥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城市是一个有机体，有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但是和一般的有机体不同，城市不应该死亡。它需要通过负熵的介入，激发活力，给予它继续运转下去的动力。”

城市建设是进行时，城市设计师或建筑师也需要不断学习进步。王建国敏锐感知到城市设计未来的发展趋势——数字技术、低碳绿色、文化传承与遗产保护。

对于建筑教育而言，王建国认为培养适应未来城市发展趋势的设计师，重点要培养具有跨界能力、变通能力、能够回归现实的人才。在教学中，王建国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博雅特点，通晓国际规则的“π”型人才为目标。“‘π’上面的一横指的是广博的学识和综合能力，下面的两条腿，一条是指精湛的专业能力，另一条代表‘n’，是指具备很多相关学科的能力，多条腿同时走路。人处于云状网络思考过程中，可以综合科学、人文、艺术等多个学科门类，不同的专业跨界生发出创新动能。”

变通能力则是指能够因时制宜，根据事态发展作出具体决策的能力。王建国以早年AlphaGo战胜李世石为例解释道，AlphaGo的运算能力虽强，可以在19*19的棋盘上任意选一个胜率最高的点落子，但如果规则发生变化，临时把棋盘改成21*21或16*16，那它是否还能应对就不一定了，但人是具有这种变通能力的。谈到回归现实的能力，王建国说：“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当它学习了足够的样本时，它有可能根据关键词输出相应的建筑模型，并且可能还是一眼看上去还不错的一个东西。可当模型回归现实，面对真实的材料、真实的重力、真实的场地，它可能就束手无策了。”

在王建国看来，科技引领未来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应该拥抱未来，让人工智能更多地造福人类，我们要在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做得比它更好。拥有不被机器打败的能力，是今天最重要的诉求。他也以这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城市设计和建筑学领域中不断前进、探索。

从工程实践到科研教学，王建国的故事都与城市有关，他也始终在思考，如何让城市设计发挥更大作用，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本刊记者 贾文颖)

来源：《神州学人》（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