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为进一步厘清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内涵与理论框架提供了思路指引，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的深化与转型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既要坚持发展的系统性、全面性与多样性，又要坚持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与文化交流的底层逻辑，还要坚持科技创新的发展逻辑与多元网络的合作方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与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价值共识、核心理念和坚定信念[1]。中国式现代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的意义高度，为进一步调整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提供了新的思想启发和实践指引。随着全球全面进入后疫情时代，面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进一步锚定其价值定位，拓展其理论依托，持续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新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价值遵循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国家发展与大学变革成为一组无法相互剥离的议题。国家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的转型催生了大学的组织模式变革，并扩大了其功能性外延。特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决定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特征，而这一基本特征又规定了大学变革的方向与内容。以强调“学术自由”和“独立探索”为内核的“洪堡模式”让欧洲地区热爱学术探索和知识创新的科学家趋之若鹜，开放的学术交流生态、积极的科研学术氛围及知识产出的效率，成为德国在欧洲地区确立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基础。美国则是通过派出学生赴德国学习，引入“洪堡模式”并将其与“威斯康星模式”相结合，构建了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对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和组织模式的引进以及通过促进学术人员的交流互动，为美国加速向现代工业化社会全面转型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支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单领域到多维度的发展历程。为中外专家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规模不断增大、中外合作办学实践的落地生根与逐渐深入等，不仅为中国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过程性与条件性保障，更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征程提供了关键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扎根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实现“大同”价值的坚定信念。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既不是“美国化”“欧洲化”，更不是关上大门的“自说自话”，而应该重点强调以下价值关切。首先，我们不采纳英国、澳大利亚等以市场机制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国际教育发展模式，也不像部分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有针对性地设计国际交流计划以获取额外的政治利益资本。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强调以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为基本出发点，以切实服务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既强调人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也聚焦服务国家发展利益。其次，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强调以切实推动中华文化与他文化的交流互鉴为核心抓手，以中国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高水平交流合作实现高度耦合为落脚点，以包容、共享、互惠、互利的合作方式，开展交流合作实践，分享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新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理论依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早已从高等教育政策话语的“边缘”走到“核心”。从发展的利益偏好来看，也已从前期的政治利益偏好转向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复合偏好，实践形式也从前期的以课程国际化、学术人员互访的单线程机制发展到如今的以项目制、平台化为基本特征的体系化发展模式。事实上，正如德维特（De Wit，H）、奈特（Knight，J）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样式的多样性与方法路径的多元化以及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质认识的多样化，所以涉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关术语层出不穷，较为繁杂，但对于相关核心理论的发展并不充分[2]。德维特等学者也曾经发文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关误解进行纠偏，甚至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已经结束的观点[3]。
中国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后发者，通过多种途径对欧美国家的国际化经验进行了借鉴。经过近70年的实践探索，从形式、内容和路径上积累了中国独有的经验，但仍然较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依托和理论视角。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的理论创新精神和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理论阐释的独有之道，为中国高校创新国际化战略提供了许多启示。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的理论创新精神，为中国进一步摆脱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化理论的路径依赖、创造性地构建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树立了典范。中国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也将为进一步丰富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和实践体系注入新动能。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性，并继续推动本地特色化发展与面向全球化之间的相适应和平衡。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进一步聚焦人员、教育教学基本要素和科技资源的“多向流动”，构建与中国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向内”与“向外”的动态平衡。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校准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目标提供了理论坐标。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实践要求强有力的有形与无形资源支撑，包括良好的经济基础、一流的教育教学条件、人民对开展对外交流实践的认同，以及形成得到世界大多数同行认可的教育理念和发展模式等。其中的“高”体现在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内容、高层次的交流合作方式、高产出的交流合作产出成效。
三、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路径设计
（一）坚持构建原则的系统性、全面性与多样性
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核心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了国家希望通过体制机制化改革，系统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视野和决心。以欧洲为例，欧洲各国为推进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从1999年开始实施“博洛尼亚进程”，从政府层面到高校层面实施了一揽子政策计划，不仅确立了国家行动框架，还为各高校预留了充分的政策对接与行动空间。当前，从纵向看，中国从国家层面统筹来华留学和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从横向看仍有提升空间，如中国的签证服务体系、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外国专家在华工作流动等领域依然存在政策衔接脱节的问题。因此，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在教育发展、科技发展、在华生活等方面制定系统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支持。尤其应在政府、高校和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各级政府部门层面建立有效的工作联动机制。此外，还应进一步提升来华留学生生源国、来华留学学习计划及出国留学目的的多样性，以不断强化应对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的能力。最后，中国高校应统筹发展其“在地国际化”和传统国际化交流能力，尽可能降低利益相关者对参与国际化事务“门槛”较高的误解，为国际化发展红利触及更多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提供信息与互动渠道。
（二）坚持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
人才是中华民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无论是作为一种发展策略，还是一种认识论，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构建应始终聚焦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这一核心议题。当前，全球大学排名体系加速了国际化工具理性思维的形成，国际化发展的要素和水平成为世界一流高校的基本参照。在此情境下，中国既要为形塑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影响力赢得话语先机，又要始终坚持国际化服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基本原则不动摇。首先，无论是“在地”的还是传统形式，高等教育国际化都需要有力的资源和政策保障。然而，这种保障绝不是“资源堆积”或“政策重叠”，而是有明显聚焦的结构化逻辑，要在学生高质量国际化培养、高水平外国专家引进、顶尖科研合作项目合作方面形成“纵横交错”的相互支撑效应，促进资源的循环和政策的互补。其次，要在创新出国（境）交流计划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方面，尤其在教学计划、培养方案、培养目标等方面，进一步体现对“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科学统筹本体化和国际化发展要素，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
（三）坚持文化交流的底层逻辑
习近平在给希腊学者的复信中强调“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类”。作为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大学一直是各国开展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致力于推动思想的互动和人员的流动，还致力于推动各国各民族人民认识事物的方式和价值观念具有“国际性”，学会如何用“他者”视角理解他国他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事实上，没有文化上的互通与相互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就是“空中楼阁”，不具有根本的可持续性，更无从谈起对人类教育事业乃至人类文明的任何贡献。因此，开展高质量和多样化的文化交流实践构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底层逻辑。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以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形式、载体和内容的多样化发展为关键抓手，鼓励中国高校梳理现有的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基于自身的学科特色，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议题框架，发起一批覆盖更多群体、涵盖更多议题及更具包容性视角的交流计划；尤其应进一步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多边交流机制及在各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拓展与东南亚国家、中东欧国家及新兴经济体高校的长短期文化交流项目，推动文化交流的机制化发展。
（四）坚持科技创新的引领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大学是深入推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节点。大学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具有两方面的正当性：一是知识创新需要不同文化背景、来自不同知识领域科学家的合作；二是持续推进知识的民主化进程需要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支撑。全球科技发展形势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早已演变为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科研能力建设。首先，应基于现有优势学科和潜力学科发展规划以及国际性的科研合作平台，结合在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信息等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技术方法，通过引进全球顶尖科学家、学术大师或制定定期学术交流计划，组建科研团队，拟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向。其次，进一步加快规划集高新科技产业、科技研发公司、中外世界一流大学为核心的世界级科技中心和创新高地。最后，充分利用国际化资源加强科技转化能力。拓展与全球知名跨国科技公司、制造企业的合作方式，通过设立首席科学家的制度，推动有组织科研生态的形成，从国际要素的层面进一步优化产学研的资源配置。
（五）坚持多元网络的合作方式
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动因最初来自学者之间学术旨趣的趋同，具有个体性、零散性和非组织性的特点，如中世纪时期学者通过学者行会进行跨区域游学、讲学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活动逐渐上升至机构层面，不断呈现出制度化和体系化的特点，基本形成了“国家-高校-个体”的发展格局[4]。在经济全球化的浸染下，高等教育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和载体则越来越体现出一种高度网络化、多中心化的发展趋势，合作对象也从最初的大学、企业等传统社会组织扩展到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如国际组织、跨国基金会等。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联合培养学生、共建语言中心、开展多样化文化交流项目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合作，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向正逐渐从“向外”转向“向内”。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高校既要持续拓展与西方高校的交流合作机制和内容，又要加快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合作布局。面向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定制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推动联合培养成效的“可视化”。
此外，中国高校应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伙伴矩阵，强化与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科技组织在高端培训、高水平联合科研等方面的合作，鼓励中国学者深度介入全球科技治理议题，同时鼓励更多的学科加入国际认证行列，为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全球教育市场竞争赢得话语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有历史意义的镜鉴[5]。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中国高等教育构建国际影响力的难得机遇。中国政府和高校应持续调整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为中国高等教育支撑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持续性的动力。（作者 郑淳系西南交通大学文科学部助理研究员。本文系“西南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023年专题研究项目[2682023WTD10]”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江畅.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合理性与正当性[J].求索，2023（01）：19-30.
[2] Jones E, De Wit H.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matic and regional reflections on a traditional concept[J]. AUDE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mocracy，2012，3（1）：35-54.
[3] De Wit H. Global: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ine misconceptions. In Mihut G., Altbach P G., De Wit H（Ed.）.U nderstanding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C].Leiden：Brill，2017：9-12.
[4]郑淳，刘长军.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类型研究——基于“理想类型”的方法论视角[J/OL].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2）：1-18[2023-03-0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586.c.20230117.1031.001.html.
[5]韩震.中国式现代化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2-13（001）.
来源：《神州学人》（202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