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摘要]留学人员群体面临着文化适应和文化自信的难题。文化适应作为留学人员获取留学价值的重要内容，是宝贵的人生财富。文化自信则是植根于骨子里的精神动力，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时间传承。而文化适应和文化自信都是为了追求心理上的安全感，寻找一种“安全基地”，也是留学人员群体能够成长为堪当大任的国家栋梁之才的重要心理保障。
春节期间，某国外大学发生的“春节红包”事件，在中国留学人员群体中产生强烈反响。从校方的官方致歉信息来看，校方是好心办了坏事。这是因文化差异而生的误解导致的结果，希望校方能够真正履行承诺，加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这一事件也给所有海外留学人员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那就是在留学期间，如何做好异文化适应与文化自信的心理准备。
一、文化适应是留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留学事业蓬勃发展。在新时代，受到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态势的影响，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国际关系的变化，使出国留学事业呈现出新趋势，突出表现为留学价值出现分化的现象。[1]
（一）留学价值
所谓留学价值是指因出国接受教育而在专业知识、思维方式、人际交往、生活体验等方面取得的收获，尤其是相比于在国内接受教育而言，通过出国获得的比较优势。[2]留学价值一方面来自于学生在国外教育方式下对思维方式的训练和对知识的把握；另一方面来自于异文化生活环境带来的益处，如锻炼外语能力、开阔国际视野、增强交往和适应能力、丰富生活体验等。与之对应，留学价值可通过两方面体现：一是海外文凭赋予的在就业薪资和发展前景上的优势；二是异文化环境中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就目前来看，留学人员群体内部在两个方面都存在分化。
随着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的高速发展，海外文凭在国内就业市场已经不那么吃香，但异文化适应带来的综合素质提升是不言而喻的，仍然是留学价值的重要体现。那些具有国际视野的留学人员是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而留学价值分化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异文化适应的差异。
（二）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指在群组层面上两种文化接触时出现的群组上的改变。[3]一个移民或少数种族个体在试图适应主流文化和行为的准则时进行的个人价值观、信仰、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适应的过程要求个体在面对自己对家乡文化中的信念、社会关系作出承诺的同时，也要面对适应所在环境、融入其社区群体的选择。
研究者提出了文化适应过程模型，[4]认为影响文化适应有五个因素：社会环境、文化适应群组的类型、文化适应的类别、个体基本情况及社交情况、个体的心理特征，并进一步指出文化适应有两个维度：对自己家乡文化的态度（即个体坚持自己家乡文化的程度）和对主体文化的态度（包括自己的个人价值观、期望，以及主动与主体产生文化接触）。根据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分的高低，研究者提出了四种文化适应的类别：1.整合（integration），指个体认为保持家乡文化与融入主体社会群体同样重要；2.分离（separation），只对自己家乡文化看重，不看重主体文化；3.融入（assimilation），看重融入主体社会群体关系而不保持自己家乡文化；4.边缘（marginalization），不看重自己家乡文化，也不看重融入主体社会群体。
不同的文化适应类型对不同的文化适应压力和心理健康状况有影响。边缘类型或分离类型的留学人员更容易感受到文化适应的压力及心理适应问题，但整合类型的留学人员压力较小，能够更好地适应主体社会，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留学价值。
文化的底层是心理，其基本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得的）观念，特别是与群体紧密相关的价值观念。[5]尽管大多数留学人员适应周边物理环境不会有太多困难，但可能遇到很多其他心理问题，比如社会融入困难、思乡之情、社会角色冲突、学业问题、抑郁、身体症状，以及在文化适应上的困难。[6-7]这种进入异国他乡并且进行文化适应后个体感知到的社会上和心理上的消极反应称为“文化适应压力”。譬如中国留学人员受集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与西方国家崇尚个体主义文化很不相同，这使得中国留学人员在课堂上表现得安静且尊敬，较少在课堂上表达观点或提出问题。从社交的角度上看，中国留学人员养成了谦卑、中庸、不直接表达以及挽回脸面的习惯。[8]这使得中国学生和西方国家学生交往时更易感到不易融入他们那种更直接的对话，不容易适应他们更直接的情感表达等，类似这些场景都给中国留学人员人际交往及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带来压力，从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而消解这种心理压力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体现着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觉坚守和坚定信仰。它创建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与时俱进的信念和心态，是在文化市场竞争中产生出来的积极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积极元素，如仁、义、礼、智、信、孝、勇、廉等，都是很好的精神和行为价值观念。[9]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拥有一个“同心结”，即传统文化伦理价值观。这成为所有留学人员建立起稳定性、持续性和传承性文化认同的基石，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具有独特的中国印记，世代相承，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占据重要地位。[10]它在构建文化自信中起奠基性作用，无论身处何地，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使得留学人员的文化自信具有持续性和不可动摇性，能够从根本上克服文化自卑心理。
文化认同是指人们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对共同文化的确认。共同的文化符号、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是文化认同的表现。研究者进一步将文化认同细分为三个层面：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11］在我国语境下，文化认同是指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故事、民俗习惯、语言文字等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情感层面上可理解为对祖国的归属感和对中华文化的喜好程度；行为意向层面上的文化认同是指按照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规范展开行动的意向，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中国人保持一致的意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还有一种植根于心的乡愁文化，它有着明确的属于中国特色的属性因子。乡愁文化是一种怀旧情感和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时间感应性”。传统节日就是这一特性最好的体现，是乡愁文化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早已深深融入民众的血脉中。[12]
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记载了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蕴含着无数精神食粮和文化宝藏。譬如春节的团聚，合家团圆，辞旧迎新；元宵的灯会，燃灯满城，天官赐福；清明的祭祀，踏青扫墓，万物复苏；端午的驱邪避疫，龙舟竞渡，艾香升平；中秋的团圆，花好月圆，千里婵娟，等等。这些节日既是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穿越几千年的时空与当下时代的互动，润物细无声地浸润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浓厚的亲情文化与民族特色带给每一位中国人享不尽的乡愁、道不尽的思绪。
众所周知，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时间传承性。这种传承性具有明显的节日概念和时间维度，具有中国古老的节日文化特色，这种特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如果把文化自信比作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卷，远景是华夏一派大好河山，中景是乡土故居的民俗风情，而画中的主体则是以个体为单位的每一位中华儿女。
近年来，在国家和政府倡议下，传统节日在民间也受到更多政策上的支持和民众心理上的重视，这也为树立文化自信的时间维度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对于身处海外的留学人员而言，文化自信的建立不仅要从内部确立文化认同感，还需要在不断的文化交流融合中确立文化认同感。[10]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中面临着难以绕过的深层暗礁，这就是不同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挑战，留学人员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博采众长，不断增强不同文化间的同步互塑。另一方面，国际间文化的交流也使各个国家的自我认同与民族自尊得到加强。这是因为在国际交流中人们感知到与异国文化间的差异，使其更加确知自己，进而在内心深处更加认同自己的文化。可以说，各国在国际间文化交流中确知了“自我”，进而也更加明晰了作为“他者”的文化与自我之间的差异。因此，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合，促进完善了现代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文化基础。
文化的开放包容也是文化进步的内在要求，凸显文化发展的动态性。这种开放性和动态性最直接的现实表征，是通过文化交流来实现的。
留学人员在留学阶段所遇到的环境转变、困难以及文化适应的过程，与心理学中依恋理论所提出的“陌生环境”[13]有很大相似性。进入留学阶段，意味着个体的物理环境发生很大改变，同时也和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了物理上的分离。留学所在国的主体文化对留学人员来说是十分新奇的，可以引发对这个新环境的好奇或恐惧。
对文化和世界观的坚守以及对自尊的追求，是人类两个基本的恐惧管理机制。研究发现，亲密关系是自尊与世界观获得的最初且主要来源。[14]依恋理论进一步提出亲密关系有三个核心功能：寻求亲近、反抗分离、安全基地。当婴儿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会把照顾者作为一个重要的探索活动的基地。只有在照顾者身边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更多的探索行为，比如玩玩具，而这时其依恋系统处于不被激活，或者处于低激活状态。这种现象称为依恋的“安全基地现象”（secure base phenomenon）。依恋行为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而言的，如果一个人在儿童需要保护和安慰时给予支持，则他很容易成为依恋对象。当这个依恋对象是可以接触到，而且对婴儿的要求总是作出积极反应的时候，依恋行为可能仅仅是瞅一眼，或者时不时听一听，确认一下依恋对象的位置。[15]
依恋系统的作用在于使个体与照顾者保持密切的接近，并提供安全感。探索系统则促使个体进入周围世界，去学习、了解环境，从而提高其生存能力。但探索活动本身对个体来说是危险且具挑战性的，因而，当个体害怕时，依恋系统就会被激活，促使个体从依恋对象那里寻求保护与支持；而当依恋对象被看作为可得到的、支持的，个体才会满怀信心地探索外部世界。依恋系统和探索行为系统是相互补充且密切交融的，即个体把照顾者当作一个安全基地，并从那里出发以探索外部世界。[16]
这种“安全基地现象”同样也适用于成年人群体。研究者认为，到青春期后一直与父母保持安全依恋关系且一直得到父母回应的个体发展出内化的安全感，这使得他们探索外部物理和社会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17]因此，对于安全依恋的成年人来说，哪怕他们处于不熟悉的环境，不在自己的家人朋友身边，他们也能够唤起具有安慰作用的精神家园图像。然而，对于不安全依恋的成年人来说，他们在陌生社会环境中探索时就没有依恋情感支持。
从成人依恋理论的角度，安全依恋型的留学人员能够把这种安全感内化成一种心理表征模式，从而能够使他们在主体文化中更好地面对压力和困难，更加深入地探索新的社会环境，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寻找新的社会支持来源，这些都增加了他们保持心理健康水平的可能性。与之相反，具有较高依恋回避水平的中国留学人员，拥有一个消极的探索模型，更可能在面对文化适应困难的时候，不能积极主动寻求帮助，使得他们不容易在主体文化中发展出合适的人际交往关系；具有较高依恋焦虑的留学人员，则更倾向于在独处的时候感到不安，在依恋对象不在的时候感到沮丧，在与依恋对象分离的过程中，他们也要面对在一个陌生的新环境里，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困难，导致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会下降。[18]
无论是文化适应还是文化自信，本质上对于留学人员而言，都是要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即一个能够让自己感到舒适，同时又能激发起探索欲望的“安全基地”，是适应新的留学环境的重要心理机制。希望海外高校能够给所有留学人员提供真正的多文化融合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在其中专心学习和探索。（作者 李同归 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出国人员心理健康支持项目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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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神州学人》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