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有学者认为，“于今而言，‘乡村问题’在中国也许是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对此争相给出解答方案，许多方面的讨论最终会被归结到乡村发展的问题上去”。[1]当前乡村问题的解决必须经由乡村文化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多元文化治理主体间的相互调适和合作行动。那么，乡村教师是否应当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进行探讨。
乡村文化治理的意涵
乡村文化治理是在文化治理理论兴起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学术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指出：“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文化治理”内涵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但我们可以借鉴已有的相关成果，将它简要界定为：“是一种集理念、制度、机制和技术于一体的治理形式与治理领域，它既涉及文化功能的重新发掘，又涉及文化组织方式的革新，还涉及个体文化能动性的彰显。”[3]乡村文化治理和文化治理的意涵基本相同，只不过它的治理对象是乡村文化。具体而言，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为政府、乡村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体等多元主体；治理的对象包括乡村文化产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和乡村日常文化生活等文化形态；治理的技术既包括政策话语表述、文化象征操作、活动安排、空间布局等对他者的治理技术，也包括通过文化解码等增进个体行为自觉和自我调适的自我治理的技术；治理的目标则是“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实现乡村的振兴。
积极面向乡村文化治理既是地方高师院校师范专业对当前乡村文化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是促进其走上内涵式发展之路的有利因素。
首先，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重重困境，特别是乡村内部文化治理主体均有其局限性。
就广大村民而言，他们理应也应当可以成为乡村文化治理重要的内生力量，然而他们却通常陷入“熟悉的陌生人”的认知困境。从日常生活方式（因为文化即共享的生活方式）来看，广大村民对构成乡村日常生活方式的观念、习俗和乡村建筑是相当熟悉的，但也正因为这种熟悉，极易导致村民们从直观感性上“忽视”了被称作文化的存在。广大村民所熟悉的乡村文化一旦从生活中抽象概括出来，并被阐释为一种学理或政策形式的“文化”时，村民们对它就产生了陌生感。文化是“人为，为人”（费孝通）的，它的真正功用在于“文明以止”，也即在道德化的伦理生活中提升人存在的价值。但不少村民却以“功利之用”作为文化价值选择的重要标准，这就导致文化内涵的缺失。譬如，就乡村基层组织而言，他们对乡村文化的发展同样持有“选择性漠视”的态度。譬如，文化治理中的选举等工作通常被他们认为是不仅不重要而且费时费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而被选择性地“漠视”；相反，上级安排的卫生、防火、环境保护等事项却成了他们工作的重心。由于乡村内部文化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外部力量对内生动力的激活就缺少了相应的中介力量。
其次，乡村教师具有成为未来乡村文化治理主体的诸多潜在优势。不少乡村教师生于乡村，长于乡村，他们的内心深处已留下了乡村文化的美好记忆。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记忆或许会逐渐淡漠，但它在特定条件下仍然能够被唤醒和激活，从而成为乡村文化治理重要的精神条件。另外，乡村教师又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外在激活力”和“内生动力”的中介力量。大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经历，特别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交替经历开阔了他们的文化视野，增进了他们对乡村文化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村民们“熟悉的陌生人”的认知困境。
内涵式发展是发展结构的一种类型，是以事物的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的发展模式。面向乡村文化治理既是对乡村文化的振兴，同时又会引领师范专业的内涵式发展。
首先，面向乡村文化治理可以促进专业特色的凝练。对于地方高师院校而言，专业特色发展是专业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面向乡村文化治理是在对乡村文化优劣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中的优质文化因子来促进师范专业的发展。如安庆师范大学的小教专业积极利用大别山区域的红色文化资源坚定师范生的理想信念，厚植师范生的乡村教育情怀。迄今为止，小教专业在大别山区域共建了54所校外优质教育实践基地。2019年10月，根据“红色园丁”培养计划的安排，小教专业“教育硕士和本科生代表30余人，深入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河南新县和商城县、安徽金寨县等地，开展‘红色铸魂’教育见习综合实践活动，重温红色历史，铸就红色‘师魂’”。[4]对乡村文化特别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使小教专业的办学特色日益鲜明。
其次，面向乡村文化治理可以使专业发展获得良好的外部条件支持。面向乡村文化治理意味着从“治理”的角度去发展乡村文化，而不是简单停留在对乡村文化的开发和利用上。地方高师院校相关专业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为培养师范生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做充分的准备，如组织师范生到农村小学顶岗支教，这样，师范生既能深入到乡村教育实践中去更好地了解教育现状，又能了解乡村文化的发展状况，并针对问题、形势发展提出一些解决和改革策略。历史经验表明，乡村教师只有与乡村社会保持水乳交融的关系，他们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同样，如小教专业面向乡村文化治理的专业建设，不仅使未来乡村教师热爱乡村教育，而且还能以乡村文化重要治理主体的身份，深度融入乡村社会，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和乡村的全面振兴。这契合了乡村教育、乡村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需要。因而专业发展更能得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支持。
以安庆师范大学为例，其小教专业不仅在专业培养目标上融入了面向乡村文化治理的办学理念，而且不断将它转化为明晰的实践理路和具体策略。
安徽省“国培计划”——贫困地区“一对一帮扶”项目组首席专家在安徽省阜南县王家坝镇中心学校授课。李义胜 供图
首先，引导教师对专业发展目标进行理性思考。专业发展（也包括学科发展）应当同时遵循学术逻辑和社会实践逻辑。地方高师院校中的师范专业可能更多地偏重于社会需求逻辑，也即“不但要为区域工商业创新作出突出贡献，而且要为区域人力资源形成作出突出贡献，甚至还要为区域文化建设、环境建设作出突出贡献”。[5]因此，教师要对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学校的办学定位，以及学校的内外环境进行全面了解，特别是要将地方高师院校的师范专业置于整个教师教育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系统思考。
其次，激发本专业教师的乡村教育情怀。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面向乡村”特别是面向诸如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偏远、贫困乡村，地方高师院校师范专业的“所得”很难与其“付出”成正比；在当前教师评价及专业评估体系还未充分健全的情形下，“面向乡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专业学术成果的取得，而且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在短期内很难显现。因此，“面向乡村”实质上是将学生及社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教师乡村教育情怀和道德情操的激发是日积月累的系统性工程。其中，需要在学院和专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充分渗透“面向乡村”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两代师表”的作用，以年长一代的乡村教育情怀不断感染和激励年轻一代教师；需要通过学科教学、实践课程、专业文体活动等多种举措精心打造一个热爱乡村教育、情系乡村文化发展的专业文化。
只有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文化自觉意识，师范生才可能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主体。因此，课程体系设计除了遵循教师教育的内在逻辑，还要将有益于乡村文化治理的文化充分、有机地融入课程体系之中。
精准把握课程体系文化融入的基本向度。当前，完全回归到传统乡村无疑是一种病态的“文化怀乡”，但“乡村文化依然可以在乡村建设和稳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福利作用”。[6]乡村文化是“一群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7]而“处境化经验”则主要由地方性知识、乡村社会规范及村民价值观这3个基本要素组成。当下乡村公共文化逐渐萎缩，赌博、迷信等多种消极陋俗的文化也层出不穷。因此，当下乡村文化的发展应当沿着传统优秀乡村文化与现代优秀文化有机结合的路径。相应地，课程体系文化摄入的另一个重要向度就是以“平等”“自由”“责任”“宽容”等为核心内容的文化。
积极探索文化融入的多维路径。在学科课程设置、实践课程优化、课堂教学渗透方面，教师都可以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在学科课程设置上，可以开设一些“乡土课程开发”“乡村教育运动思想与实践”等课程。在实践课程优化上，将教育考察、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有效地贯穿于培养全过程，并且都与乡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所有定向培养师范生在第七学期全部回到生源地乡村学校进行一学期的教育实习，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在课堂教学渗透上，譬如，在“通识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机地融入各级政府文化领导权的运用、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文化政策的理性分析等内容。因为这些是当前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向广大村民解读文化政策是乡村教师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形式。
现代乡村文化治理是一种“合作性文化治理”，[8]需要乡村教师凭借其良好的公民素质对文化政策、各级政府以及乡村基层组织产生积极影响。
走近和关爱乡村儿童：师资队伍健全优化的必由之路
师资队伍的健全优化需要激励专业教师走近和关爱乡村儿童，着力建构教师与乡村文化及教育的紧密关联。这是师资队伍健全优化的必由之路。
“面向他者”强调的是双方的直面接触、精神上的充分交流，以及对他者作出即时性回应。因此，教师应当自觉地关心乡村儿童当下的存在境遇；在指导师范生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融入乡村学校及乡村社会，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尽可能增进对乡村的社会结构、文化发展现状，以及村民的“处境化经验”的了解；自觉洞见乡村教育及乡村文化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对乡村教育、乡村文化的发展需求作出及时性回应……只有教师走近和关爱乡村儿童，未来的乡村教师才能走近和关爱乡村儿童；只有教师情系乡村教育及乡村文化的发展，未来的乡村教师才能真正以文化主体的姿态投身到乡村文化振兴的伟大征程；只有教师对乡村教育、乡村文化有深度了解，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渗透也才能由理念转化为真正的实践。
（作者李义胜，系安庆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