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亟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建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和教育体系。身在海外的中国学子收到来自祖国的召唤，“回到祖国去，建设新中国”成为海外爱国学子的热望，他们冲破一切障碍辗转回到国内，成为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骨干，为新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归国留学生们意气风发，决心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党和国家也给了他们机会和荣誉，这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构成可见一斑。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并设立四个学部，分别是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而“学部委员”则是新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即现在的院士。
1955年首届当选的学部委员有233名，其中自然科学学部委员172人。在1957年增补的21名学部委员中，自然科学学部委员18人。在这190名自然科学学部委员中，有留学经历的175人，占92%（见表1）。
从5个自然科学领域中留学生的比例来看，其中数学物理专业留学生的委员比例最大，达100%。其次为技术科学和化学，分别为97%和92%。然后是生物学，比例为88%。地学专业留学生的委员比例最低，但也达到了74%。
这些留学生出身的学部委员无一不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基本是民国时期出国留学，留学国家主要为美、英、德等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期间，他们接受了完整、系统的学术训练，代表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学术声望。可以说，他们中汇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精英，采集了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的精华。
研制“两弹一星”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中共中央决定凭借中国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与航天事业。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956年4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同年，中央在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中，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为第一项重点任务，同时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也提上日程。①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此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积极投身于国防事业。其中归国留学生勇挑大梁，成为研制“两弹一星”的中坚力量。
曾赴法勤工俭学并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的聂荣臻，是当年国防科技事业的指挥者。1956年4月，聂荣臻被任命为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负责导弹事业的发展。同年11月，聂荣臻被任命为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后又兼任国防科委主任。在聂荣臻的组织和领导下，我国先后试验成功“两弹一星”，在国防科技事业上取得突破性成就。
1999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曾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重要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们分别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在以上23名“两弹一星”功勋中，归国留学生有21人，占总人数的91%（见表2）。留学人员为研制“两弹一星”所作的贡献可见一斑。
钱三强，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之子。少年时代，为了振兴羸弱的祖国，他选择学习物理学。1936年，钱三强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7年赴法国深造，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主修镭学，师从伊雷娜·约里奥-居里。他与后来成为夫人的何泽慧通力合作，发现了核裂变的三分裂现象，这一成果和由何泽慧第一个发现的四分裂现象，被居里夫人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实验室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②
1948年，钱三强夫妇回国。新中国建立不久，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开创原子能事业。当时中国核工业的基础几乎为零。就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留学生出身的科学家们为国家发展原子弹与核工业制定了基本框架。其中，组建一批掌握核技术的人才队伍是整个事业发展的关键。为此，以钱三强等为首的一批有留学背景的科学家开始紧张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将重点放在留学归来的专家或海外留学生身上，先后请来留英博士彭桓武、留德博士王淦昌等，并亲自说服留美博士吴有训任物理所所长，自己任副所长（1951年2月起任所长）。钱三强还特地找到邓稼先和朱光亚，这二人后来都成为“两弹一星”的功勋。此后，钱三强和竺可桢合作创建了中国近代物理所（后改名为原子能所）。1954年，钱三强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6年被任命为三机部（后改为二机部）副部长，统辖整个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同时兼任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钱三强特别重视工作的整体性，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他就已经认识到两弹并举和两弹技术均衡发展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为了提升综合实力，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即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后期遇到了难以攻克的难题，也可以将研究重心快速转移到氢弹上，这样中国的核事业就会避免中断的危险。为此，他从原子能研究所抽调了一部分人员组成轻核理论组，逐步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
钱三强不仅最早投身于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而且是“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组织者。王淦昌这样评价过钱三强：“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③
邓稼先，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950年10月，归国不久的邓稼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跟随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进行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4年-1958年间，邓稼先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帮助钱三强和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做了大量科研组织领导工作。1956年，邓稼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应钱三强邀请，邓稼先加入核武器研究队伍，很快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
1960年，中国国民经济陷入艰难困苦时期，邓稼先带领科研队伍克服困难，在原子弹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紧接着，邓稼先又领导一大批科研人才开始进行氢弹的相关研究，于1967年6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距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仅两年多时间，中国就实现了成功爆炸氢弹，这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意义重大，对于打破当时国际国内的艰难局面有着重要作用。
王淦昌，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29年，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给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当助手，后赴德国柏林大学跟随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学习物理学，4年后取得博士学位。1934年，他谢绝所有人的挽留回到祖国，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应钱三强邀请，王淦昌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负责研究宇宙线。1956年9月，王淦昌奉命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后又被选为该研究所副所长。在苏访学3年后，王淦昌回国，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1964年，他独立提出激光驱动核聚变的建议。1969年9月23日，王淦昌主持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随后又成功主持了第二、第三次核试验。1978年，王淦昌担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学森，空气动力学家，系统科学家，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之一，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军人物。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稳步前进的同时，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也被提上日程。1956年1月，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开始对中国的航天事业进行初步探索和实验。2月17日，他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中国的火箭航空技术和导弹技术从发展技术、经验、生产等方面进行全面规划，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根据这份意见书，中央军委成立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任主要负责人，并负责航空和导弹事业。3月，钱学森参加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任综合组组长，主持起草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的报告书。10月，钱学森又协助周恩来和聂荣臻筹建火箭导弹科技方面的领导机构，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长，领导整个中国的导弹研发事业。
1957年，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提出要积极开展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1958年8月，他担任中国科学院581组（职责是拟制卫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和业务协调）组长，负责整个人造卫星和火箭航空事业的研究工作。1959年，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2月，他指导设计并成功发射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11月，组织参与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实验并取得成功。1964年6月，他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1972年-1976年，钱学森提出建立导弹航天测控网概念，成功指挥发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为实现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建立了卓越功勋。
赵九章，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东方红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在人造卫星的研制过程中，赵九章起到了擎天柱石的作用。1935年，赵九章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师从气象学家菲克尔。3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国，在西南联大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赵九章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赵九章投身人造卫星事业，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主要技术负责人，开始进行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7年，根据国内外形势，中共中央作出发展人造卫星的重要决策。随着“两弹”事业的顺利完成，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发展自己的人造卫星。赵九章及时抓住机会，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人造卫星的正式意见，得到高度重视。1965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615设计院，即人造卫星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负责整个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随后，赵九章与钱学森等人开始积极筹划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并向中央提出1970年-1971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计划报告。在赵九章的带领下，科学家们众志成城，于1968年之前完成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样本制作、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课题，为我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升空。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孙家栋，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1951年，孙家栋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成绩优异。回国后，孙家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第一设计部总体研究室主任。1956年，孙家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于1960年9月10日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同年11月5日，我国又成功发射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并准确击中目标，标志着我国导弹事业零的突破。
1964年6月，孙家栋带领团队设计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后，他被任命为中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1966年底，中程导弹首次发射实验获得初步成功，标志着中国导弹技术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中国战略导弹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67年，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1970年又奉命主持制定中国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1975年，他被任命为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果断处理故障，最终使“东方红二号”卫星化险为夷并投入使用，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
郭永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郭永怀1945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回祖国。1958年，郭永怀与钱学森等负责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化学物理系，并出任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给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1961年7月，郭永怀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为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党中央决定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郭永怀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为了发展中国的“两弹”事业，郭永怀呕心沥血，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多次赴现场参加准备工作。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进行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以及试验前的准备工作。两个月后，郭永怀乘飞机从青海基地赶回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郭永怀不仅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了特殊贡献，也是该群体中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两弹一星”的成功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这是无数中国人在党领导下创造出来的爱国奇迹。这其中，海归群体功不可没，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必将彪炳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成为鼓舞中华民族儿女前进的丰碑。
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大师
1949年后，在新中国的自然科学领域，归国留学生是科学技术的中坚，对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
首先，作为科技领域的精英，他们推动了所在学科的研究，贡献卓著。
在地学领域，归国留学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质学、物候学、气象动力学、古生物学等。1950年从英国回国的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奠基人和领导人之一，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在数学领域，归国留学生在数论、几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华罗庚是上世纪50年代留美归国数学家的代表，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多元复变函数论等研究的创始人，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等，著有《堆垒素数论》《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调和分析》等。1951年，华罗庚当选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同年被任命为数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数学家吴文俊1949年毕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51年回到中国，在北大数学系任教，开始非同伦性拓扑不变量的研究，由此引入示嵌类并开展复合形嵌入、浸入与同胚的研究。1956年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其研究成果“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享誉世界。
在物理学、技术科学领域，归国留学生阵容强大。留学美国的赵忠尧1950年回国，是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第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在国内建立核物理实验基地作出重要贡献；留学英国的王大珩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等国防光学工程仪器；1986年3月，杨嘉墀、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4位院士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批准。为此，国务院专门发出“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即为“863计划”；留学加拿大、美国的钱伟长，回国后从事飞机颤振、潜艇龙骨设计、高能电池、氧气顶吹的转炉炉盖设计等研究，提出了“圆薄板大挠度理论”。
在化学领域，归国留学生的研究相当广泛，如基础化学、有机农药等。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唐敖庆195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有关分子内旋转、高分子化学反应统计理论、配位场理论、分子轨道图形理论及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等。是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
在生物学领域，归国留学生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成就。其中1965年完成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是生物化学领域的重大成果，在世界生物科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项研究的主要科研人员均为归国留学生，如钮经义（留学美国，1956年回国）、曹天钦（留学英国，1951年回国）、邹承鲁（留学英国，1951年回国）等。
其次，归国留学生在科研院所和高校研究、执教，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学科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门的研究机构任职，或在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学科任教，传承或创建了新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本土科学技术人才。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新中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期担任领导的就不乏一些德高望重的归国留学生，如叶企孙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杨石先曾任南开大学校长，夏坚白曾任同济大学校长，周太玄曾任四川大学校长，易鼎新曾任湖南大学校长，何鲁曾任重庆大学校长等。而中国科学院或国防部门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几乎无一不是留学生出身。
在物理学方面，归国留学生首先参加了科研院所的筹建工作。50年代，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合并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很多留学归国的著名科学家都曾在此工作，如吴有训、赵忠尧、严济慈、钱三强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是1950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二部，在这里工作的留学归国的科学家有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邓稼先、金星南、杨承宗、杨澄中、肖健、戴传曾、李整武、张文裕、王承书、郑林生、朱洪元、胡宁、汪德昭、肖伦等。其次，归国留学生创建了新的物理学专业，如留学归国的李恒德创建了核材料专业，王补宣在清华大学创建了热物理专业，曹建猷创建了铁路电气化专业，张光斗创建了水工和水电学科，陈学俊创建了锅炉专业，汤德全创建了矿山机电专业等。留学归国的物理学家还编写了国内各级学校的物理学教材，如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所编《初中物理学》《高中物理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化学方面，1953年，中国科学院筹建化学研究所，杨石先、曾昭抡、庄长恭、柳大纲、黄子卿、吴学周、汪猷、张青莲、蒋明谦、梁树权、王葆仁、邢其毅、冯新德等都名列其中。50年代留学归来的化学专家长期在高等院校从事化学教育工作，如著名化学家唐敖庆回国后相继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等校任教，并任吉林大学校长。杨石先创建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傅鹰是中国胶体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大学任教，创建了我国首个胶体化学教研室。此外，刘思职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生化教科书《生物化学大纲》，黄子卿主编了高水平物理化学教科书《物理化学》，邢其毅主编了《有机化学》《基础有机化学》等。
在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留美博士谈家桢在复旦大学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和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并将“基因”一词带入中国，被誉为是“中国的摩尔根”。彭司勋是中国制药化学及生物化学主要创建人，主编了新中国第一本药学专业教材《药物化学》。吴阶平归国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任教，筹建了泌尿外科，在临床医学上他改进了男子结扎术，为计划生育作出重大贡献。
在地学方面，1953年竺可桢、黄秉维、周立三等筹建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裴文中、杨钟健等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李四光担任了东北地质学院首任院长。方俊创办了《测绘通报》刊物，翻译出版教材《测量仪器学》。
在生物农业学科方面，童第周筹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朱洗是中国细胞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1961年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李佩成曾担任西北农业大学副校长，主持编写国内第一部《地下水利用》统编教材。李继侗1953年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门组，组织并翻译了《地植物学研究简明指南》。
在建筑学领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长期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建筑人才，更为保护千年古都北京的历史风貌竭尽心血。刘敦桢毕生致力于建筑学教学及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主编建筑学教材《中国建筑简史》《中国古代建筑史》等。
由于自然科学专业较多，而留学生专家云集，不能一一列举。但由此可见，归国留学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艰苦条件下，为推动中国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者张慕洋系新乡医学院管理学院讲师、博士，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柴旭林系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生）
注释：
①王素莉：《“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与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56页。
②兆岩：《“两弹一星”研制记事》（上），《山西文史资料》，2000年第3期，第5页。
③孟昭瑞：《中国蘑菇云》，孟醒整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文|张慕洋 柴旭林 神州学人2021年第6-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