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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星陨落，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章开沅相继离世。
相对于人们熟稔的、不久前逝世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中国肝胆外科学之父”吴孟超院士的成就，向普通读者解释两位文科大师的功业，着实有一些困难。甚至在这个功利时代里，当人文学科整体被边缘化，了解文科大师就更为困难，因为困难，所以更有意义。
思想不能烤面包，文科有什么用？“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何兆武在自己的随笔集《苇草集》引用过这句话。
商务印书馆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何先生翻译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赫然在列，滋养了中国整整几代学人。
何兆武的笔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引来天上的火种，成就文章不朽之盛业，也将常识变成日常：理性、自由、独立思考等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精神资源，却是史上那些思想巨匠为我们争取到的。
当下，学术考核KPI日益工业化，人文学科的内核被算绩效、报项目的“学术劳工化”所挤占，甚至，当个别文科教授也公然宣称“自己从不看书”，只“看文献”时，回顾大师们的生平言行，更像是接受一场人文精神的洗礼。
何兆武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读了4个系，从建筑系读到了历史系。何先生把西南联大“无问西东”的成就归结为自由。他晚年在《上学记》里倡导着自由自在地阅读，坚持读那些“无用的书”：“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那种“不为什么”的读书，才是读书人该有的样子。
另一位仙逝的大师章开沅先生，是著名中国近代史大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商会研究、贝德士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等学术领域有开创性贡献。他还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但先生的本色还是书生。章开沅先生身体力行地破除学术“终身制”，他数次请辞“资深教授”，把“位子”让出来，给更多学者机会。
章先生作为史学大家，关注于新史料的挖掘，也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提出“参与史学”“历史社会土壤学”，他通过“重新发现”张謇，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转型梳理发展脉络，寻找本土资源。
文科大师不能提供粮食，不能解除病痛，但他们却用一生的孜孜矻矻，向人们展示读书的魅力，思想的力量。人文大师们的观点、著作可能会过时，但是光启后人、赓续人文的情怀，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重要资源。
这是我们纪念人文大师的理由，这是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一如我们读书本就不需要“理由”。
“能够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为，就足够了。”何兆武先生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