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

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从未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被全世界长久注视。

“武汉加油！人民必胜！”1月26日，武汉的深夜，在从机场去驻地的路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吴文芳在车窗上默默留下这八个字。站在今天回望，我们才清楚这八个字的分量，才明白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困难。

在驰援一线的医疗队伍中，有一支特别的队伍——高校附属医院。疫情期间，全国138所高校371家附属医院1.4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在这场大考中，医学教育培养的数以百万计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在一线英勇奋战，交出了优异答卷。

逆行和坚守，点亮生的希望

即使过去了几个月，回想起出征的情景，依然触到了张伯礼院士的泪点。他低头擦泪，解释到：“我这个岁数本身在这摆着，说明疫情很重才让我来负责，否则不会让我这个老头来，领导叫你来就是一份信任，这份信任是无价的”。

1月18日下午5点，84岁的钟南山院士挤上了前往武汉的高铁，临时上车的他因为无座，被安排在餐车一角，刚一落座便拿出文件研究。

1月20日，钟南山公开肯定“人传人”，此时，距离大年三十只有短短4天。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成为漩涡中心。随着感染人数增多、范围扩大，公众终于认识到，这场肺炎不简单。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河北、山东、河南等高校附属医院第一时间响应号召，在极短时间内集结起一支骨干团队，向着目的地湖北出发。

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北京协和医院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驰援武汉的任务。短短3小时，21名优中选优的医护人员集结完毕，一夜之间，医疗物资、生活用品和药品装满了53个大箱子。

1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3家综合性附属医院集结选派的首批60名医护人员，与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同仁一道，组建成“北京超强阵容医疗队”，共赴疫情中心武汉。

同一天，接到河北省卫健委通知后，河北医科大学直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的首批17名队员迅速集结，当晚8时20分便登上了开往湖北的列车。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党支部成立了党员突击队，77名党员纷纷在“请战书”上庄重地写下自己的姓名。齐鲁医院共收到这样的集体请战书近百份，个人请战书近3000份。

一封封请战书、一枚枚红手印，怀揣着简朴的信念，一个个平凡的身影挺身而出。他们之中，有临时取消婚礼的护士，有“非典”那年立志从医的年轻医生，有征战过“非典”的“老兵”。有人把银行卡密码写在纸上，留给家人，有人自始至终没告诉父母，母亲看到新闻，哭着打来电话。

面对未知，悲壮成为出征的底色。59岁的安友仲是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医疗队专家组组长，这位曾经血气方刚的“重症敢死队”队员已双鬓华发。登上飞机前，他在朋友圈写下：“老夫聊发少年狂，赴汉口，跨长江，医亦凡人，匹夫尽责灭疫狼”。

送别的时候，很多人哭了。不怕吗？怕。为什么还要去？“我爸爸妈妈都从青岛来帮我带两个孩子，我可以去。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去。”“我还没有结婚，没有羁绊。”“我们做ECOM的，本就经常与呼吸道分泌物接触。”请战理由很简单，却让人动容。

有人是出征，而朱彬则是为了回家。为了回到武汉一线，在上海进修的华中科大协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生朱彬想了无数办法，希望一次次落空。最终，他乘飞机到长沙，再租车开回武汉。1月27日下午5点，回到武汉的朱彬感到久违的平静，他想，自己终于回家了。

4月，回到广州休整不到4天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接到任务，赶赴黑龙江绥芬河指导当地疫情防控工作。红色行李箱曾随他奔赴武汉，羽绒服等衣物还没来得及拿回家更换，他半开玩笑地说：“正好这里的天气和2月的武汉一样”。与红色行李箱一同带去的，还有武汉救治经验，为打赢疫情“加时赛”提供了重要参考。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誓言背后，是一个个平凡的爸爸、妈妈、妻子、丈夫、儿子、女儿……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防控斗争，他们用逆行和坚守，点亮了生的希望，诠释了守望相助的中国力量。

一场勇气与智慧的较量

这次疫情，让已从事急诊工作37年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重症医学科主任魏捷始料未及。每一个急救病人，都可能是潜在的传染源，给见惯了生死的急诊科团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每年除夕，我们都会在科室度过，会贴窗花，裱福字，挂灯笼。而今年，抬头，是看不到头的待诊病人；低头，是探不到边的压力和惶恐。”这是除夕夜魏捷在朋友圈记录下的一段话。

彼时，对于新型冠状病毒，世人知之甚少，救治病患的难度，说是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抢人不为过。

四川援鄂医疗队进驻的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毗邻华南海鲜市场，是疫情重灾区。进入医院，濒临崩溃的景象让“四川队”揪心不已：医院床位爆满，疑似病患、发热病患和家属混杂在一起。缺少防护物资的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人员的感染率很高。30多名医护人员住院，30多人隔离，非战斗减员占到了六分之一。

危机中如何恢复医院秩序，建立科学、规范的防治机制和管理制度，是打好战“疫”的基础。

“当务之急是要严防院感，保障每一个医护人员的安全！”1月29日，华西医院内科党总支书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博士生导师罗凤鸣召集会议，商讨出必须马上实施的三大行动：严防院感，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重新规划收治病人，按楼层和房间分级治疗；尽量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对病人药物进行一定调整。诊治流程的优化，为后续病患诊治提供了重要参考。

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ICU病房里，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带来了科学、规范的协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因地制宜建立起了危重症患者诊治流程、三级查房制度、ICU病房小组制、医护人员诊疗常规、安全防护培训制度、安全监督制度等规章制度，提供了“协和经验”“协和方案”。

作为抗疫战场上的先行军，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医院系统打出了一套抗疫组合拳——第一时间制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率先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成立战时专家组和医务处进行质量控制，成立“插管”“护心”等8支临床小分队，誓言“决不负生命之托”。带头深入一线的陈孝平院士、感染后治愈即返岗的钟强教授、“最美面罩姐姐”喻银燕护士……他们夜以继日奋战在抗疫最前线，奋力将一个个生命从死亡的边缘拉回。

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中南医院等8家医院，全面接管雷神山医院，管理4家方舱医院。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血液透析中心，7名护士组成“血净小分队”，用高超的血液净化技术提高了重症患者的治愈率；在武大中南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李一荣带领团队改良核酸提取方法，确诊速度提高了一倍。

由广东医疗队接管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西院二楼ICU，曾是武汉危重症患者最多、最重、最集中的地方之一。20张床位边运行着人类最精密、最先进的生命维持仪器。在镇静剂作用下，病人多处于深睡状态，病房里只能听见医疗仪器发出的“滴滴”声。

重症病人的病情像武汉的天气，易反复、变化快。可能前一秒病情稳定，后一秒就出现严重的心脏问题或多器官衰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挪富坦言，这是他从事呼吸专科30多年来，第一次感到专业能力的不足。

经历了最初的忙乱，重症救治的秩序在这里一步步建立起来。比如，延续了广医一院“院士大查房”传统，成立负责完成高危操作任务的“长白班机动小组”等。

31岁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陈维校是“长白班机动小组”的一员。病人长期使用呼吸机器械通气，痰液分泌多，需要进行纤支镜吸痰。操作时陈维校要戴上更高层级的防护——正压头套。病人由于受气道内异物刺激，会发生呛咳，大量带病毒的气溶胶会喷出。这样的高危操作，机动小组的医生每天要进行10次左右。

这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战斗，更是一场勇气与智慧的较量。

为确保援鄂医护人员不被感染，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教授吴安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李六亿等专家临危受命。在武汉，心脏装着3个支架的吴安华为120多支医疗队共1.5万名队员做了院感方面的培训。4万多名援鄂医疗队员无人感染的奇迹由此诞生。

一个个难关的攻破，凝聚着高校附属医院医护人员的智慧和汗水。他们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激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为疫情中的中国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医者仁心，穿透了防护服和隔离窗

9月4日，湖北武汉，87岁老人王欣与90后援鄂医生刘凯在医院重逢，再看夕阳。疫情期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刘凯在护送病人做CT的途中，停了下来，让已经住院近一个月的王欣欣赏了一次久违的夕阳。

疫情无情，但医者仁心。3月5日，很多人的手机被那张落日余晖的照片刷屏。

反复洗手消毒，双手布满裂口；紧压的护目镜，在脸上留下深深痕迹；不曾脱下防护服，汗水浸湿每一寸皮肤……“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这句歌词广为流传，被很多网友用来致敬奋战在一线的勇士们。

“把病人当作人，不是当成细胞和组织。”安友仲时时嘱咐医生护士，查房时，要叫病人名字，而不是几床的代码，“叫名字是在不断提醒对方，他姓甚名谁，他还活着”。

关怀每一个生者，尊重每一个生命。在抗疫前线，在生死之间，温情透过隔离窗、防护服涌动着。

“济南味儿”的武汉话火了。为了让医患沟通更顺畅，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肾内科主任胡昭在进驻武汉48小时内，组织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和《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音频材料》，除了医学常用语外，还包括称谓、生活和鼓励的常用语言。“自从学会了手册的内容，每次上班都会时不时冒出一两句‘济南味儿’的武汉话，这也会让患者感到亲切。”医疗队队员高帅说。

这样暖心的故事，很多都记在了医护人员的日记里、朋友圈里——

“有位奶奶需要使用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但是特别不配合，头总是扭来扭去。我发现她的头发特别乱，帮她梳了头，还在头顶疏了个小辫子。她冲我伸出了大拇指。”

“2床熊哥是某医院的医师，为抢救患者做急诊手术时被感染，在自己治疗同时还主动协助医护们管理老病友；42床瞿哥是一位呼吸科医师，入院前曾经管理过近10例疑似患者，他结合自身经验与大家一起探讨更佳的诊治方案……让大家高兴的是，这两人后来都康复出院了。”

……

相比疾病，无法与家人见面带来的孤独更让患者感到痛苦。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整建制接管的重症病房，医疗队员专门为94岁的新冠肺炎患者李奶奶接通了她日思夜想的小儿子的电话。

2月2日，全国首例感染新冠肺炎的孕妇，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2月17日，全国首个感染新冠肺炎的肾移植患者，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痊愈出院。从“人等床”到“床等人”，从激增的病患人数，到3月18日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首次双双清零。武汉，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人民至上，这是中国抗击疫情的核心逻辑，也是中国能够战胜疫情的重要原因。有这样一组数据令人震撼：武汉确诊患者总体治愈率达94%，全国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全部由国家承担。有国外学者感叹，“这是地地道道的人道主义”。

不放弃每一个患者，不放弃任何希望，不仅是医者的承诺，也体现出一个国家对“人民至上”的价值坚守。

“我们的超人儿子回来了，儿子是我们的骄傲！”4月22日，结束14天隔离期的陈维校和同事回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院为他们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欢迎仪式。等候多时的父母看到陈维校笑不拢嘴，看着儿子瘦了十几斤又忍不住默默流泪。

许多生命留下了，但有战士，永远离开了。4月5日，山东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张静静在按规定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满时，突发心脏骤停。4月6日，这个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32岁。

两个多月前，她斗志昂扬奔赴湖北。她剪去头发，学习黄冈方言，她参与救治了许多患者，圆满完成了任务。在她离开黄冈时，有人塞给她一篮煮鸡蛋——按当地风俗，这只送给最亲的人。

“愿以吾辈之青春，守护盛世之中华。”这是张静静的座右铭，也诠释着所有抗疫医护人员的选择。

“相信春暖花开就在前方。”“说了会赢，就一定赢！这一路，决不让步！”当初的期许已成现实，疫情的阴霾终于散去。高校附属医院医护人员以血肉之躯为人民筑起了一道生命防线，他们的拼搏和担当，将长久镌刻在时代的记忆里。（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王家源 林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