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摘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对教育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工匠精神作为“中国制造”由数量取胜向质量取胜转变的精神支撑，使得正确认识其实质与内涵、探索培育工匠精神的路径与方法，成为中国职业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德国在培育工匠精神方面具有良好的口碑，是中国近年来学习的重要对象。在工匠精神视域下探究中德职业精神培育的合作路径，不仅扩大了中德两国教育领域交流合作的对象和范围，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与自主发展，也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工匠精神；中德教育合作；教育对外开放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新征程中的一项重点工作。教育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知识基础和人才保障。实现教育高水平开放，不仅需要知识的刚性推动，更需要文化的柔性支撑。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2016年至今，“工匠精神”曾五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足以证明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中国与德国的交流合作不断加深，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工匠精神作为职业精神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中国经济走创造之路、质量之路和品牌之路的动力源泉，也是德国经济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文化密码。本文将以工匠精神培育为主题，探讨中德教育合作的新路径，为教育对外开放贡献新思路。
一、找准中德工匠精神内涵的契合点
从狭义上讲，工匠精神普遍被用来形容传统工匠群体表现出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等优秀品德；从广义上看，工匠精神现已被延伸至所有职业群体，泛指把工作做好的强烈意愿。基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工匠精神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劳动者的价值偏向和生产行为，从整体上看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1]
工匠精神在中德两国文明发展过程中均有所体现。
从古至今，中国工匠精神一直在追求“工艺”与“工义”的融合。“工艺”指对质量和创新的追求，“工义”看重的则是责任与道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卷中随处可见工匠精神的风姿，“巧夺天工”“匠心独运”“技近乎道”等典故都是对这种精神的高度概括。“工艺”层面，中国工匠精神在墨家思想的影响下具有了“尚巧”和“求精”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巧”是工匠的代名词，构成了工匠区别于其他职业群体的鲜明特征，在本质上体现了创造性思维的特质。而“精”更多地表现在工匠对精湛技艺和精密产品的追求。据《考工记》记载，战国编钟极其精致，可以做到“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悬，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中国号称“丝绸之国”“陶器之都”，其丝绸、陶瓷等工艺品以其精湛的技艺远销欧亚。这些产品的背后都凝聚着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工义”层面，中国工匠精神主要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出以道驭术和以德为先的精神特质。以道驭术，是中国古代工匠大师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最大的价值以及最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认为“道”是不可言说而又极其出色的技巧，正所谓“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道德经》）。以德为先，是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在儒家“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以“正德、利用、厚生”（《左传·文公七年》）为核心的职业道德规范。以德为先的工匠精神，对中国古代工匠提出了“物勒工名”的伦理责任，即工匠在制作完成一件器物的时候，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表示对产品负责，并等待工师的检验，“御舟不固者，若造者工匠人员当绞杀，头监、检验者等徒十二年……御车与辇等已造完毕，未成使用，及因检验时未视虚假，谓无伤损，行用不牢时，一律营造者匠人徒三年，小监、检验等徒二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内宫待命等头项门》）。[2]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动人民不断为工匠精神注入新的内涵。
近200年来德国的现代化道路，从外部看，是一条技术兴国、制造强国的道路；从内部看，支撑这一道路的是“工匠精神”——对技术工艺的狂热追求远远超越了对利润的角逐。[3]当其他欧盟国家经济处于衰退时，德国经济却能持续增长，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将之归功于德国人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作为德国职业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技术技能、职业态度和职业观念三个层面：在技术技能层面突出表现为专业精神，即在整个职业活动中掌握并运用高层次的技能、技艺和技术；职业态度层面主要表现为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职业观念层面具有职业神圣、职业平等和爱岗敬业的心理特征。从哲学层面看，德国工匠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精神在职业道德上的延伸。康德的实践理性确立了德国文化的自律性与他律性，为职业道德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宗教约束力的行动指南——内在的道德律令克服了对利益的盲目屈从，强化了信仰与责任的力量，外在的行业标准则从他律的角度进一步规范了行为。从这个角度看，工匠精神是对主体内在系统平衡的维护，帮助主体实现内在诉求与职业要求的统一。当然，德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工匠精神的形成也受到新教伦理中天职观的影响，不过在表征上与实践理性的要求仍是一致的。
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中国以“道”为目标、以“德”为标准的工匠精神，和德国强调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理性工匠精神，可以认为是关于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讨论，即对知识和价值关系的探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知识与价值的分化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保持两者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本无可厚非，但若判然将两者分离，完全执着于对知识的追求而不知反归于人内心的道德性，则势必造成知识对人性的异化。一方面，失去价值基础和导向的知识，未必能够给人类带来福利；另一方面，人心执着于知识技能的追求，忽略了人生之超越价值的实现，则不能让人内在的道德生命得以充实。所以，将以道德理性的人文精神贯通于知识技能的学习，既保证道德人格的整体性，又充分承认知识技能的现实必要性，实现工匠精神中知识与价值的统一，是中德两国在对工匠精神追求上的契合点。
二、把握中德工匠精神培育合作的切入点
2014年，中德两国升级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中德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1983年，南京市教育局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共建了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启了中国与德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1994年，中德两国政府发表《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签署《中德职业教育倡议行动联合公报》，2007年签订《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09年签署“中德科学教育年”共同声明，这些协定为两国在教育领域深化合作确立了方向。[4]2019年，中国教育部与德国手工业协会、工商协会、制造业企业、应用大学与职业院校共同成立中德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联盟（Sino-German Alliance of Enterprises and Education），为双方制造业领域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2021年7月，教育部与德国及欧洲龙头企业合作推出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SGAVE），培养汽车、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的高素质人才，促进中德、中欧制造业的长期合作共赢。[5]
除了技术教育领域的合作，中德双方也十分关注在人文教育方面的交流。201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德国出席第七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时，将一把精巧的鲁班锁赠送给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6]“鲁班锁”代表的是“中国制造”的工匠精神，而“德国制造”的精髓正是工匠精神，中国赠予德国鲁班锁寄寓着全球最大制造国与最精良制造国在职业精神培育上深度合作的含义。2021年4月22日，中德两国教育部共同举行视频磋商，围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青少年交流和语言教学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之前的合作成效显著，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打造更多示范合作项目，推动提升中德教育合作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7]
聚焦工匠精神培育，中德两国可以以跨国跨学科交流为切入点，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合作：第一，共同设立学术交流机构，联合办学，推进中德两国职业文化、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培育等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打破文化壁垒，建立文化共识；第二，共同举办跨学科交流国际学术会议，鼓励人文、社科与理工等各学科之间的合作，打破学科壁垒，探讨工匠精神在不同学科维度的研究重心，比较价值层面中德教育的逻辑异同；第三，开展中德工匠精神培育标杆评选活动，挖掘并宣传该领域优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第四，发挥留学生的身份优势，鼓励留学生在交流期间关注工匠精神培育的问题，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思考中德工匠精神融合现实路径；第五，鼓励工匠精神培育与中德跨国企业管理的合作，将理论研究落地管理实践，发挥工匠精神培育合作的实际效用。
三、明确中德教育合作的落脚点
30多年来，中德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不少成效，技术合作成果显著，制度合作初见成效，但文化合作仍存在嫁接困难和水土不服的问题。文化合作不同于技术和制度合作，不易被观察和直接对接。虽然透过制度可以观察到一些文化的表征，但真正影响文化实践效应的还是其背后潜在的基本假设。文化是各个国家内部自生的，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不是简单的求同存异，而需要从形而上的角度考察文化的生成逻辑，以深层的思维、方法交流代替浅层的形式化合作。
现阶段，中德两国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上存在诸多共识，这与二者对理性主义的深层认同有关。理性主义是德国工匠精神中潜在的基本假设，但在贯彻中则是摇摆的，内核坚持国家理性，行为却受到公共理性的约束，在结构上表现出中和理性的特征。中和理性恰巧是中国哲学的概念，指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合理理性”，是人的行为方式与道德价值取向的统一。中国儒家哲学所强调的中和理性是主体内外理性的统一，而德国的中和理性则是指两种不同取向理性的统一，是形式上的中和。不过，在理性主义的指导下，中德两国在经济发展上都认同功能主义的主张，能够根据现有条件进行发展定位。但是相比德国，中国经济的理性内核在现阶段仍未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提醒我们还需要大力推进中国工匠精神培育，加强与德国的教育合作，加速中国工匠精神的回归。
工匠精神作为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需要根据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发展情况对习得的外来经验进行文化转译和文化创新。文化创新并不仅仅指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改造，更重要的是在对国内发展需求充分了解的前提下，结合本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实践活动的反复验证，解决内部整合和外部适应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展现了强大的疫情防控能力、民族凝聚力和社会抗压能力，增强了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力量、团结、责任和担当。2021年7月16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介绍中国疫苗生产供应情况时说，截至当年7月，中国的新冠疫苗年产能达到50亿剂，较好地满足了国内疫情防控中疫苗接种的需求，也力所能及地支援了国外的疫情防控。以工匠精神为突破口，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德两国文化、教育与经济的交叉点，深入文化交流，深化教育合作，以德国为中心实现中欧经济共同繁荣。
从精神层面推进教育对外开放，最终仍需落脚于实现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和谐共存。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下，中国教育对外开放除了需要保证教育的专业性，更需要发挥文化的协同性，重视工匠精神培育，打造内生优势，形成品牌效应，破除中国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的发展困境，助力经济的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中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可以为当下中国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思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还能为世界贡献新的合作和发展模式。（作者 周玉乔 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我国古代治国理念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D02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Richard Sennett. The Craftsman[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法律出版社,2000.
[3]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姜大源.中德职业教育合作30年经验与启示[J].职教发展研究.2020(2):2.
[5]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遴选工作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2107/t20210720_545693.html?ivk_sa=1023197a. [2021-07-08](2022-04-16).
[6]人民网.李克强赠默克尔“鲁班锁”深意何在？[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226/c1001-29108369.html.[2017-02-26](2022-04-15).
[7]教育部.陈宝生同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卡利切克举行视频磋商[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104/t20210422_527712.html.[2021-04-22]( 2022-04-16).
来源：《神州学人》（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