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延明：新文科建设探义

新文科建设探义

——兼论学科场域的间性功能

方延明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新文科建设勃兴于新时代，是对传统文科的革故鼎新。要着力于经世致用的理念，以方法创新为先导，以学科体系建设为核心，借助媒介融合和技术赋能，突出文科强国的思维能力；要以文、史、哲为基础，将文学对其他学科的基础意义作为切入点，突出彰显全文科大视野，做好以“文学”为核心的“文学＋”；要科学区隔学科场域，精耕细作间性研究，对相近学科和理、工、农、医等学科群组实施优化组合，集约共享。建构新文科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牢牢掌握价值导向，以文化人、资政育人、述学立论、文化立国。

关键词：新文科；全文科；文科强国；学科场域；间性研究

历史铸成这样一个事实：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直接关系国家兴衰和亿万民众的价值实现。几千年世界文明发展史，概莫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1843年末，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这个论断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对当下的新文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时代节点，学界、业界尤其是高等学校，面对新文科建设的路径选择与范式研究，应该大有作为。本文试图从学科场域的间性意义切入，对“文学+”的融合功能和评价体系的完善改进等方面提出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新文科三问

何谓新文科，怎样破题。马克思说：“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985年，英国学者E.H.贡布里希的《严阵以待的人文学科——大学处于危机中》受到学界重视，并引发讨论。2009年11月13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斯蒂芬·科里尼的《对人文学科的冲击》，再次引发讨论。美国希拉姆学院在人文育人方面曾适时提出“新文科”理念，积极主张“文理交叉”，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为学生提供跨学科交叉学习的宽松环境。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直在挑战与应战中艰难前行。

2016年，习近平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我国新文科建设由高层率先提出，恰是回应了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危机趋势，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之问，从国家层面彰显和突出了高屋建瓴的问题意识和顶层设计。问题意识是一种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我们应当借助问题，积极找寻当下哲学社会科学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切实关照人文语境下的实践意义，创造出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兼具世界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

基于上述理解，对建设中的新文科来说，要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

1.我是谁

我国新文科的提出源于2018年，中央在一份涉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文件中要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明确提出了“新文科”的概念。新文科的使命和任务是：“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培育优秀的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又强调指出：“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按照瑞士著名哲学家让·皮亚杰的说法，“人文历史科学”是“以重现和理解在时间的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画卷为己任的科学”“它涉及其所作所为曾对社会生活发生过影响的个人，这一类人的著作，那些产生过某种长远影响的思想，技术与科学，文学与艺术，哲学与宗教，各种制度，经济及其他交流，以及整个文明”。 让·皮亚杰的观点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诸多成就。毋庸讳言，与日新月异、缤纷多彩的社会实践相比，与社会发展对理论的要求相比，我们在一些领域依然是理论落后于实践，坐而论道多、精准分析少，我注六经多、深入研究少，引进拿来多、借鉴扬弃少，学科门户多、融合共享少，批判传统多、吐故纳新少，鲜有从当下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开拓性、标志性研究成果。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次“新文科”的提出，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转向和方法创新，这种转向以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以文化人为目标，强化核心价值引领，涵养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用好技术赋能，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范式和文科人才培养体系。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故步自封，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理论囫囵吞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股脑的批判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体现中国特色，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新文科建设，要充分反映国家战略和时代趋势，是政府工程、国家工程、百年大计。

2.我从哪里来

新文科建设是应运而生，随时代而来，时代呼唤新文科。毛主席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文化上虽有巨大进步，但与提高综合国力的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2020年11月3日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指出，“新文科建设对于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加快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新文科建设不仅影响文科本身、影响理工农医教育、更影响高等教育全局”。 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提升综合国力需要新文科，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新文科，培养时代新人需要新文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新文科，文科教育融合发展需要新文科。 

3.我向何处去

新文科建设需要建立一个类似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主张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那样一种集世界观、价值观、本体论、方法论的学科范式。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寄希望于能明晰地给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享价值标准，而这些价值内容和意义会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如让·皮亚杰讲的“目的价值”和“收益价值”中。“目的价值尤其包括由规则确定的规范价值：一种道德价值，如那些在一切人类社会中，把被认为是好的行为与被认为是坏的或冷漠的行为相对立的价值，必然要参照一个规则体系。”随着数字媒体在诸多领域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模式及媒介呈现样态的迅疾变化，媒介融合已经使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越来越呈现技术化、工具化、数据化、模型化、平台化、互联化、网络化、社会化等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找到既能客观呈现人文社会科学的历时性脉络，又能进行共时性、自洽性调节，不停顿地、经常地推动学科向前发展的精确方法论，已然成为当务之急。

二、学科场域的间性意义

基于范式考虑，在新文科建设中拟提出一个“全文科”的“三元结构”概念，这个想法是在区块分割和学科场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充分顾及和体现了学科传承、间性、融合、拓展、由核及表、由表及核的理念和思路。中国传统文科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依据教育部2018年4月更新的《中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共设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13个学科门类。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文，“交叉学科”成为第14个门类， 其门类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两个一级学科的设置，明确指向对创新人才的迫切需要。由于“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特殊性，在理论和方法上涉及较多现有一级学科，显示出多学科综合与交叉的突出特点。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共有14个大的学科门类，其中人文与社会科学有9个门类。人文科学类包括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一级学科。艺术学2011年单列为门类，设有的一级学科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社会科学类包括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等一级学科。从学科的关联性上说，包括综合类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自然科学类的信息与通信工程、系统科学，工程与技术类的管理学、网络空间安全，以及科学技术史、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中医学、中药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国家安全学等，这些学科都具有非常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内涵。关于全文科的架构设想，见下图。

图1 全文科“三元结构”示意图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在自然科学中，试验与推理有一个对立统一关系。比如，把不对称的问题串联起来考虑，是排列组合问题，而把对称的问题并联起来考虑，则成了协调与平衡的问题。人作为社会与自然的主体，在自然科学中的主体位置与客体位置都比较明晰。人文社会科学则不然，人文社会科学以社会为工厂，把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但同时人又是认识和研究客体的主体。因此，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主客体交互的矛盾中，较之自然科学显得更为复杂。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全文科的思路实际上是建构一个学科群组，在这个群组里有一个“本元”内核。舍此，全文科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全文科的群组架构中，内核应该是简约的、明确的、共享的且所涉及学科内容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所选学科和相邻学科均应具有很好的自洽性和外延性。依据这些要素，经再三加权，全文科模型见下图。

图2 全文科学科内核外延示意图

1.内核：文学、历史、哲学等

文、史、哲历来为我国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学者重视，是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本。以文、史、哲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引领方向，把数学、外语、数字人文和融媒体技术作为方法论和工具，形成一个要素齐全、缺一不可的内核。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孔子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谥法考》有“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逸周书·谥法》)。文能涵养人的气象、提升人格境界、增加个人魅力。

对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西方哲学史、西方思想史、人类史、文明史等内容的学习，能使我们以史为鉴，知往鉴今。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人类进步的原因归结为“挑战与应战”。今天我们评价人、评价事，知人论世，以世论人，包括历时性、共时性等问题，都要从学史中来。

知人则哲。哲学是让人聪明的一种智慧，担负着人文社会科学价值导向的责任，协调各层面、多维度的人类价值。爱因斯坦曾对哲学给予最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哲学是“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 哲学解决了存在和意识、物质和思维、思维和存在等方面对立统一的问题。

M.克莱因说：一个时代的总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时代的数学活动密切相关。数学是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典范，它极其精确地体现了物质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整体性与局部性、一致性与可分性等诸多对立统一的关系。初等数学用一般公理和定理，大体反映了客观世界相对静止时物体空间形式的量化关系，而变量数学则描述了物质运动时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人类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数学依人而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量化及时空概念系统，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所有这些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都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人文社会学科不能缺失逻辑，无逻辑即无学科，而数学思维和框架则是逻辑的基础和精髓。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方向，必须置于核心位置。外语、融媒体技术作为方法和工具，不可或缺。

2.亚内核：人文科学

亚内核是对内核的外延，即人文学科所包含的内容。这部分是文、史、哲的拓展版，是人文学科的全部基础和要义所在。

3.外延环：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再向外拓展就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具有与生俱来的融洽性。内核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起构成一个大的外延环，再向外拓展就把综合学科及其他关联学科融为了一体。

4.全文科：综合学科及其他关联学科

全文科的理念，就是把内核、亚内核、外延环和其他综合学科及相关学科都集纳在一个大集合里。在这个大集合里尤其强调包括管理学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军事学中的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军事管理学等，工程综合类的信息与通信工程、系统科学、科学技术史、环境科学与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网络空间安全、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中医学、中药学，以及新增加的“交叉学科”等，这些都与人文社会科学息息相关。

全文科结构的理念，充分彰显了学科群组交叉融合、相得益彰的特色。从经世致用的价值诉求出发，我们将这个全文科结构的集约效应用一个数学模型呈现：

我们用“1”表示全文科结构全部学科场域一个完整理想状态的满负荷集约效应，以k1、k2、k3……kn来表示诸多场域内的子学科，以“∑”来表示场域内关联学科综合价值的集约效应。当这些学科场域里的相邻学科没有实现有机结合和价值最大化时，这个集约效应就会呈现为下式：

完美的学科场域集约效应，应该是“∑”值无限趋近于“1”，如果小于“1”，那就说明学科场域集约效应没有实现价值最大化。这时，我们就要从k1、k2、k3……中寻找原因，实施完善措施，通过间性途径注入“增效功能”Ci，Ci体现的是间性视域下关联的增效价值，通过Ci来改变学科场域的集约效应，这时模型公式就变为：

当Ci=0时，说明ki不需要注入“增效功能”Ci，这个学科场域集约效应的价值最大化就是有保证的，是“1”；而当0﹤ki<1时，表示要注入Ci，以形成有影响力的间性增效。

2017年，我借鉴法国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提出新闻学的“学科场域”问题。“场域”概念最早是由布迪厄提出的，是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他从网络架构的意义定义“场域”概念，“从分析角度看，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另外，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统治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等）之间的客观关系”。这里说的“学科场域”主要针对的是新文科意义下的框架任务，提出以协同、融合、共享为导向，选定并集合了一批学科。在这个学科群组里，不求所有，但求共享，能进能退，取舍自由，有效实现了多学科集约化的价值整合效益最大化。

在“学科场域”视野下，学科“间性”处于很重要的耦合位置。“间性研究”原本是文艺美学中的观念和方法，主要涉及学科间性、文化间性、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间性研究着力于四者之间的综合性、跨越性、交叉性和开放性等关系。新文科的间性研究主要是“学科间性”，学科间性是“学科场域”的基础内容。一般认为，“间性”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巴赫金，他处在学科设立的两难境地时提出了一个看法，即每一个学科都处在“边界”上。巴赫金认为：“某一文化领域（如认识、道德、伦理、艺术等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构成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这一领域的边界问题”“在这一含义上我们方可说，每一文化现象、每一单独的文化行为，都有着具体的体系；可以说它连着整体却是自立的，或者说它是自立的却连着整体”。基于学科场域和间性研究，在全文科架构下，提出一个简要的学科结构模型，见下图。

图3 全文科架构下学科结构模型

这个新文科建设的结构，理念层面，突出经世致用、理论联系实际、资政育人和国际视野，紧密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这样的价值诉求，体现了学科的使命和担当。机制层面，着力于学科场域集约效应、规律制约机制，尊重和敬畏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规律性，优化课程体系，这是一种制度保证下的教学科研。路径层面，充分利用媒介融合赋能、学科场域资源共享和科学评价体系的保驾护航作用。

从根本上说，人文社会科学要以社会为工厂，研究人、服务人，人文立学、文化立学、资政育人。一般来讲，文化的时空观是一个语境空间、文字空间、意境空间，包括生活方式和生活样态，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融合体，是人们对物理世界和几何世界的一种认知呈现。在这个世界里，有间隔、有空白，抑或有盲点，而恰恰是这些间隔、空白、盲点，为我们提供了间性研究大有作为的独特场域。新文科的学科间性主要体现在与其他近邻学科的交叉上，包括所谓的“文本间性”，亦称“互文性”。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20世纪60年代曾提出：“任何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这个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后来她又指出：“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互换；但是因为这个术语经常被理解成平常迂腐的‘渊源研究’，我们更喜欢用互换这个术语，因为它明确说明从一个指意系统到另一个指意系统的转移，需要阐明新的规定的位置性，即阐明的和表示出的位置性。”由此可见，每一个文本都是另一个文本的参照系，二者互为依存。

三、新文科建设要突出“文、史、哲”的基础意义

新文科建设，要突出文、史、哲对其他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意义。在文、史、哲中，“文”是重中之重，离开“文”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人文社会学科，文化是源，“文”是学科源流之魂，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脱离“文”的滋养。新文科建设要突出文、史、哲对其他学科的基础要求和涵养意义，彰显人文在学科建设中的价值引领作用。不管是世界文明古国还是近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人文学科在治国理政中一直扮演着开启民智、修身养性、培根铸魂的历史使命。人文是纲，纲举目张，我们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列宁说过：“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认知判断哪一个阶级是时代的中心，决定什么样的时代方向和内容，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整合作用。中国特色文科教育发展之路，要敬畏和尊重学科发展规律，按学科规律办事，自觉把价值引领作为核心命题。人文社会科学以研究人与社会为己任，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融思想性、知识性、学理性为一体。哲学社会科学同样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仅为自然科学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还为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创新体制机制，解决各种社会复杂问题提供可行性方案。

“文”在文、史、哲中居于核心位置。在“文”里面，语言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爱因斯坦也特别强调：“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它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 近年来，国际人文社科的曲折发展与遭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16年3月24日，哈佛大学校长吉尔平·福斯特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说，“最近英国议会的调查显示，在国际上，大约55%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都承认，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然而，向人们传授这三种能力的人文学科，却在今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希望大家“要代表人文学科，走在前列──因为人文学科代表着人类经验和人性洞见的传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在新文科教育体系建设中，必须让学生在分析问题能力、与人沟通能力和写作能力三方面打牢底子，尤其是写作本领，这直接关系我们这个民族的民众素养。

皮埃尔·雅内曾在《记忆进程和时间概念》中说过：“创造人类的，是叙述。”中外科学史上有许多科学家学科贯通，文采飞扬。达尔文常常一连数小时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拜伦、司各特的诗篇。诺贝尔酷爱文学，读过许多名家的作品，尤其崇拜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还亲自动手写过小说和剧本。控制论创立者之一的维纳发表过长篇小说。化学家罗蒙诺索夫是俄国新体诗的创立者。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并获得杰出成就。文学爱好和文学素养使科学家常常妙笔生花，妙语连珠，不时有充满激情的神来之笔。高斯的数学著作极其简洁、严谨，读者很难从中看出他是怎样获得这些成果的。阿贝尔曾评价高斯像一只狐狸，总是用尾巴扫平沙地上的踪迹。雅可比也称赞高斯的论证是坚硬的和冻结的，以至于人们必须首先融化它们。高斯本人也不无自豪地说，当一座精美的建筑物落成之时，不应再看见脚手架。自然科学研究大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科研工作一旦获得突破性进展，就需及时写出完整准确的科研论文或实验报告并公之于世，方能获得社会承认，而写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备手段。诺贝尔奖获得者卢瑟福曾给刚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玻尔写信，要求他在论文写作方面苦下功夫，并以“天使般的耐心和热情”接待玻尔，与其逐字逐句商定并修改他的论文，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最终成为划时代的成果，玻尔本人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在新文科建设中，尤其要重视写作在理、工、农、医等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基础意义。

四、新文科建设路径选择

新文科建设的目标要求，是建成一个以精品课为核心、创新方法为突破口、评价体系为保证的与时俱进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特别是在学科设置、学科内涵、学科体系、学科评价等方面，要狠抓方法创新，处理好固本与创新、内涵与外延、效果与评价的有机统一关系。

1.新文科建设要立足于做好以“文”为核心的“文学＋”

新文科建设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艰辛探索，努力做好以文学为核心的“文学＋”。当下大势，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二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不断推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我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尽管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给我们带来了新矛盾和新挑战，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仍然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人民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赶考之路上，新文科视野下的人文社会学科任重道远，责无旁贷。

新文科建设尤其是文学学科建设，要做好国别研究和区域文化研究。一方面，以文化为切入点，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圈研究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文化研究，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讲好中国和世界故事。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应该是平等的、相互的。另一方面，要做好中国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研究。在教学、科研、育人中厚植民族文化传统，只有民族的才是独有的、世界的、不朽的。要在红色文化、区域文化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特区文化、乡镇文化，以及港澳台文化等方面，发挥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建成一批富有特色的学科群组。

要把语言智能研究做大做强。语言需求是重要的人类需求，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伴随信息化、网络化，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与普及，语言智能愈加受到人们青睐。语言智能是人工智能皇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新媒体的簇拥下，已经成为一道绚丽多彩的社会景观。通过共享、融合，既能满足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又能通过新技术开发满足语言智能人才的需要，这是新文科建设与发展可遇而不可求的契机。此类基础研究可与语言经济学、语言数据分析、语言心理学、哲学心理学等共享共赢，共同发展。

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基础，要率先改革，尤其是在建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传承和扬弃中，力争在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语言文化与国际传播、都市文学与大众审美、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比较文学与文化借鉴、中国大文化与民族文化认同、城乡历史开发与城镇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力求建成特色领先、多元并存、立体呈现、弘扬主流价值观、各民族文化认同、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

2.新文科要建成一个以课程体系为核心的学科体系

课程建设始终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和龙头，不管什么样的教育教学改革，最后都要落实到课程上，课程是最大的抓手。学科建设所有理念都体现在课程建设上，课程是理念和思想的集中呈现。新文科的课程建设要突出人文育人，涵养人文素质和家国情怀，实现资政育人。

课程建设要以专业建设为基础，不仅在专业里面实现优化组合，拓宽与其他专业的共享共建，还要在特色上下功夫，这是固本。固本不能故步自封，裹足不前，要“沉下去”，再“浮上来”，跳出专业建设专业。学科融合不是简单地叠加，融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共赢。在新文科建设中，国家主管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推出“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艺术大讲堂”四大讲堂。其中，“中国艺术大讲堂”为文学教学科研提供了平台，为借助文学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颂人民，塑造灵魂、塑造生命，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崇高的精神塑造人，创造了条件。

3.以方法创新为突破口，走出一条方法创新之路

方法创新的最大特点是交叉融合，要在方法创新中实现交叉融合，从传统中走出来，拥抱新技术，拥抱人工智能，拥抱算法和大数据……在新文科建设中，对跨学科交叉协同要给予足够重视。恩格斯早就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新科技革命浪潮伴随着新媒体奔腾而至，社会问题错综复杂，解决复杂问题的紧迫性要求学科之间互融互通，融合发展自然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社会行为经济(SBE)学部，曾在2010—2020年学科发展战略报告Building the Mosaic中指出，未来10年学术研究特点是：数据密集、跨学科、强合作、问题驱动。 这四大特点的共性就是交叉融合。现在许多重大科研成果较少由单一学科完成，一些甚至是由多个国家众多学科的科学家集体攻关完成的。

新文科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包括理科的契合点融合，实现文工、文理、文医、文农的交叉，乃至文文交叉。除此之外，还要特别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流互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数学与哲学、阶级性与社会性、中国与西方4对关系的交互协同在新文科建设中具有登高一呼的引领作用。

（1）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互补

让·皮亚杰的《人文科学认识论》对人文科学分析得非常透彻，他在谈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时说，“受意识形态有时甚至受民族影响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在一个平面上被显示出来。每门学科都具有各种上下层次：（a）它的客体或研究的物质内容；（b）它的概念性解释或理论技术；（c）它自有的认识论或对它的基础的分析；（d）它的派生认识论或结合其他科学的、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分析。” 他对客体与物质、概念与技术、认识论与基础、派生和外延4个层面的强调，极有力地诠释了有些科学不可能“非此即彼”。

一般来讲，社会科学很难做到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自然科学更多体现的是直观、显性，游离于人们思想意识的物理形态和运动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文社会科学则不然，马克思认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毛泽东早年是这样理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的：“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 自然科学是在自然界获得自由的武器，人文社会科学则是在社会中获得自由的武器，文理兼备，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人的自由而战。

伴随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20年来的新媒体发展，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化趋势和模型化趋势，尤其是诸如人文社会科学对数学的依赖，包括目前的大数据统计等。二是愈来愈强烈的理工科类学科的“文”化趋势，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信息论和控制论。除此之外，还有类似新闻文学化与文学新闻化的异化现象等。这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为异化的态势和文文异化、理工异化等现象方兴未艾。目前，无论是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还是课程体系的改革，均未引起普遍重视。在新文科建设中，人文社会科学需多向理工科借鉴，实现更大范围的融合。如从学科的关联、架构上，需多向综合类学科中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安全科学技术与工程、系统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科学技术史、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中医学、中药学等学科借鉴，这些学科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人文社会科学着力于改变人的精神文化，自然科学着力于改变人的物质文化，优化生存环境，自然科学不能缺失人文科学的关照，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互补，对新文科建设有极大推进作用和实践意义。

（2）数学与哲学的交互协同

一个民族的公民科学素养，主要来源于哲学素养和数学素养。哲学是研究普遍规律和基础问题的学科，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以逻辑理性论证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的皇冠。保尔·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中谈到，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 。罗素说，“为了创造一种健康的哲学,你应该抛弃形而上学，但要成为一个好数学家”，他把数学素养作为创造健康哲学的基本条件。数学这门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从对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来看，数学具有其他任何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B.Demollins甚至认为，一个人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是数学，一只眼睛是哲学，“没有数学，我们无法看透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人们也无法看透数学的深度；而若没有两者，人们就什么也看不透” 。以至有人说，哲学从一门学科中退出，那就意味着这门学科的建立，而数学进入一门学科，就意味着这门学科的成熟。A.N.Rao认为：“一个国家的科学的进步可以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哲学和数学两门学科在新文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阶级性与社会性交互协同

“阶级性”反映的是社会阶级关系方面的内容。阶级分析方法，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现象。“社会性”通常是指人们社会关系方面的共享性（抑或普适性）内容。

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具体表现在支配权上，即哪个阶级支配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就必然为哪个阶级服务。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化还具有社会性、普适性的属性，这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确实存在一些非阶级倾向性的“非轴心”内容，这是人类共有的文化文明。二是社会性不是针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言，而是泛指全球意识中的国际社会，这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性所在，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国门、角逐国际话语权、实现国际化的应有之义。人文社会科学不能只囿于小圈子自娱自乐，要有大学科观、大格局，要为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和精神食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曾说过：“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志气，以实现1956年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

（4）中国与西方的交互协同

从中国五千年特别是汉唐以来的文化史看，中外文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次地汇聚、冲突、融合，经历过无数次的分化吸收和扬弃，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值得人们沉思的问题。新文科建设不能孤芳自赏，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政治胸襟，植根中国大地，厚载华夏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着力阐释中国精神，着眼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课题，支撑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国家战略，推进一流国际合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传播能力和中国学术话语权，借鉴吸取世界各民族有价值、有意义的优秀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不断扩展人类知识疆域和学术边界。

我国一直有中西文化交流的传统。公元1世纪引入印度佛教思想，历时800年，将佛教这一异地文化移植到中国大地，并创立了中国的佛教宗派和禅宗文化。“文艺复兴”以后西学东渐，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火，中国大地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中国古老的文化在同西方文化的交构中被动地经历着痛苦蜕变，既要承受中国文化传统的考验，又要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是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是对近400年来西学东渐的历史性总结，迎来了以“民主”“科学”为标志性思想的文化革命，在思想文化方面彻底解决了革命道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不断发展。新文科建设应立足于国际大视野，着力于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以大视野、大平台、大课题为特色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评价体系，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

4.建构一个科学公正、与时俱进的学科评价体系

评价机制直接关系学科建设健康发展。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在学科评价方面存在“过度西化”与“过度量化”等倾向，如“重西方理念价值轻本土传统特色；重经院式研究轻田园式应用；重论文发表轻社会效果；重杂志出身轻学术质量；主要采用的论文指标过多偏向借鉴理工，包括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档次，片面追随国际期刊，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民族性的特点”。久而久之，必然导致人文社会学科相对弱势，民族特色和理论自信不足，严重制约和阻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指出：“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东西……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这些话尽管已经过去了60多年，今天读来，仍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和真理的光辉。

积极、科学的评价体系，对保证学科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新文科建设要排除“排行榜”的干扰，消除功利主义，戒除浮躁习气，根据社会变化进行学科调整，努力使学科评价常态化，真正践行公正、有效、保驾护航的主体意识和服务职能。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今天，国家提出建设新文科的重大时代命题，对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构建人文育才、经世致用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教育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页。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页。

4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2月9日，第1版。

5 吴岩：《积势蓄势谋势 识变应变求变——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

6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人民日报》2021年4月20日，第1版。

7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页。

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9《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页。

11《新文科建设工作会在山东大学召开》，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011/t20201103_370594.html，2020年11月3日访问。

12《中国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011/t20201103_370567.html，2020年11月3日访问。

13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1页。

14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69页。

15《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20〕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yjss_xwgl/xwgl_xwsy/202101/t20210113_509633.html，2021年1月14日访问。

16 徐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19页。

17 方延明：《创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

18 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寻》，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19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1卷，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4页。

2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21 J.Kristeva，Word，Dialogue and Novel，Basil：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6，p.37.

22 茱莉娅·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载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

23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人民日报》2021年4月20日，第1版。

24 《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42-143页。

25 《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科学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作品鼓舞人》，《人民日报》1994年1月25日，第1版。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页。

27 徐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96页。

28 转引自郭英剑：《哈佛校长：人文教育不可替代》，《中国科学报》2016年3月31日，第7版。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4页。

30 转引自徐飞：《新文科建设：“新”从何来，通往何方》，《光明日报》2021年3月20日，第10版。

31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52、6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页。

33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

34 方延明：《新闻文学化与文学新闻化的异化现象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5 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页。

36 方延明编著：《数学文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37 方延明编著：《数学文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IV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39 张曙光、盛洪主编：《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序二第12页。

40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7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7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4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44 方延明：《“新文科”建设：何以必要及如何可能》，《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45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2-753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48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人民日报》2021年4月20日，第1版。

作者简介：方延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新闻理论与实务、新闻文化。

本文转载自《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新文科建设”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