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新时期的出国留学工作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是在完全不同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开展和发展的。为此，需要重新构建全新的工作体系和制度，并形成相应的体制机制。从整体上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出国留学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国留学体系的转型。
这一时期最初的出国留学工作制度和管理模式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主要为两部分人员：一是从高等院校的教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和科技管理干部、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中选拔（称为进修人员），二是从高考考生和高等院校学生中选拔的出国读本科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出国留学人员的业务水平考核由选派单位按照教育部（1985年6月至1998年3月为国家教育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教委”）的统一规定进行，外语考试由教育部统一安排。被录取者在教育部组织下，在全国多个高校开设的出国留学集训部参加出国前的培训。培训期间，除学习语言，还要学习有关方针政策，并在国内参观考察以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教育部按国家规定标准给予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出国前的置装费，在服装店量身定制西服套装和大衣，西服颜色基本上是统一的（比如深蓝黑色），十分醒目。当时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全部费用均由国家财政承担，包括在国外的学习费和生活费，也包括之前的培训费和置装费等。政府对派出后的公派留学人员有一系列细致的管理规定，其中部分是从安全方面考虑的，如按期开展集体学习和活动，学生如需离校外出，要向辅导员请假，并要求两人以上同行。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指示精神，中央批准每年从国家外汇中拿出一定额度用于选派国家公费留学人员，约按每人一万美元做年度预算。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选拔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约3000人，其中约60％选派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和教师（目的是为了加快教育系统人才培养），约40％选派科技和企业等机构的人员。派遣计划制定后，具体执行工作由教育部负责。当时的派遣工作也包括互换奖学金的情况，即对方政府为我国留学人员提供奖学金，中国政府也为对方国家学生提供奖学金，欢迎他们来华留学。此外，世界银行贷款也资助部分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以访问学者身份赴海外学习。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却专门制定政策划拨经费用以支持扩大派遣留学人员，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留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留学人员的殷切期望。
在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政策实践两三年后，中国政府逐步探索出一套适应于新形势的公派留学人员经费管理政策框架。例如，当时有留学人员根据中外双方互换奖学金协议享受外方对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但按照国家规定，这笔奖学金要上交由专人负责管理，日常除给予一部分零用钱外，花费均实报实销。因手续复杂而繁琐，到1981年前后，根据国内外各有关方面包括留学人员的反馈意见，教育部开始研究施行新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如“奖学金归留学人员自己”的规定等，管理手续得以简化、便捷，方便了留学人员，也减轻了在外留学人员管理干部的负担。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之前派出的留学人员回国率较高，派出数量和回国数量大体相符。上世纪80年代中，此前派出的留学人员即将留学期满后回国，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公派留学人员按期回国工作与服务，如何做好留学回国人员的安置和使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且难度不断增大的新问题。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东西方间的交流也愈加广泛，留学人员的考虑也多样化起来。部分公派留学人员提出延长在境外学习研究的时间，或提出了配偶、子女自费出国陪同的申请，也开始出现一些迟归或不归现象。为使更多公派留学人员能够按期回国，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发布一系列较为严格的政策文件，主要内容仍延续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制订的规章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公派留学政策除了继承以往的“大量”和“集中”两个特点外，在留学目的地国和导向选择上呈现“主要向西方国家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特点。为了更有效落实扩大派遣政策，处于初创期的政策在这一时期调整力度大且频繁，主要经历了1979年的“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要广开渠道，力争多派。必须坚持以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为主，兼顾其他方面需要的原则”，1981年的“应抓紧当前国际上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国外的有利条件，在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争多派一些”，1986年的“出国留学工作要做到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
为保证及时派出，中国政府积极开辟留学派出渠道，实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育与科研单位、专家学者及留学人员共同参与的全方位多渠道对外联系拓展，相继启动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留学项目，如中美间的“中美富布莱特项目”“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中美化学研究生考试项目”（CGP）“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中英间的“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项目”“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等。这些项目的实施有力推动了中国留学事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国留学工作的演进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发展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例如，美国高校对录取外国留学生有外语考试的要求（TOEFL，即“托福”考试）。对这样的新问题怎么处理？经政府研究，决定同意在国内举办这样的考试，但要在有管理的前提下进行（比如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归口管理）。这类寻求新的体制机制或管理办法的例子还有很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自费出国留学政策的逐步放开与完善，自费留学人员成为中国出国留学大潮的主体。1981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外交部等七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一不足1500字的《暂行规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性文件，《暂行规定》指出国家对自费出国留学政策的基调：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是国家出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对自费留学人员和公费留学人员在政治上应一视同仁、热情接待。1984年，根据中央“对自费留学，要坚决大胆放开”的指示精神，教育部会同其他部门对1982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等四部门的《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进行修改。同年12月，国务院印发修改后的《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除再次重申国家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外，提出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如渠道正当、手续合法则不受任何限制。80年代中后期，自费出国留学政策进一步被补充完善。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个人通过托福考试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的出国留学方式开始涌现。
自费留学人员是我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初的许多留学回国人员正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学成归国后，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等领域自主创业，取得显著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核心工作围绕出国留学工作开展。随着留学工作的不断递进、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针对留学人员这一特殊群体，需要不断创新、健全、完善管理服务体系，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实现既定目标。留学事业蓬勃发展与出国留学方式多样化相关联。出国留学由以国家公派为主发展为多种方式并存，必然促使出国留学工作体制机制的调整。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发布。《通知》在肯定过去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指出通过各种形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完全符合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同年12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107号文件）出台，这是新中国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关于出国留学政策和出国留学事务的纲领性文件。
“107号文件”根据当时出国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如派遣计划紧密结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不够、学用脱节、有些留学人员回国后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等，确定了“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出国留学选派工作方针，并把服务放在重要位置，提出加强对出国留学人员的教育、服务和管理。文件同时指出，要努力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国后能学以致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07号文件”发布不久，国家教委印发了5个涉及公派留学问题的管理细则。“107号文件”及5个管理细则中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许多沿用至今，在我国留学工作政策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自此，一个较全面且高度权威的出国留学政策体系形成，标志着我国出国留学工作进入了稳定发展期。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此期间多次指示，要把看望在外留学人员作为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出访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据此，中国政府提出和形成了有计划、有目的、有倾向性地慰问在外留学人员的政策与制度，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多次以考察组、调查组或慰问团的形式到一些中国留学人员较集中的国家看望当地留学人员，介绍国内情况和留学政策，听取他们的情况和意见等，表达党和国家的关心关切。
在中央领导下，教育部主要承担出国留学管理工作。“107号文件”中特别提出，国家教委在国务院领导下，按照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的方针政策，归口管理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包括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派计划制定、选派、国外管理和回国后的分配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出国留学人员的服务、教育和管理工作，中国政府决定继续在我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内设立教育处组，承担具体的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并派遣专职工作人员负责。1986年至1987年，国家教委先后提出明确要求，驻外专职工作人员除为在外留学人员解决日常困难问题，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国家发展和需要，激励他们勤奋学习、学成报国外，更要深入到留学人员中开展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广大留学人员，使他们坚持正确方向，并在抵制不良倾向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些教育处组在留学人员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事业打下很好的工作基础。
此外，为使留学人员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国家建设成就，向留学人员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中国政府专门划拨经费，定期向在外留学人员提供相关影视作品和出版物。1987年5月，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由邓小平题写刊名、国家教委主管、以留学人员为主要读者的《神州学人》杂志创刊。《神州学人》以对在外留学人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他们学成报国为宗旨，以“了解祖国的窗口，感情联系的纽带，表达情思的园地，提供服务的媒体”为目标，为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国家的出国留学工作作出了应有贡献。
1987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亲自提议由国家教委成立一个服务机构，专事留学服务工作。1988年，邓小平又指出，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回来的条件很重要。1989年3月31日，为适应中国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加强留学服务的新形势，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在1964年成立的教育部出国留学生集训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国家教委留学服务中心（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对外称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留服中心”）。留服中心的宗旨是为中国对外教育交流人员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特别是为留学人员的回国工作提供双向选择和回国投资服务；为公派留学人员提供咨询、办理出国手续、食宿与交通服务。为给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留服中心自1991年开始相继在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分中心，着力打造覆盖国内国际的留学服务工作网络。同年起，留服中心开始为留学人员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咨询服务，在国（境）外颁证机构的资质、证书的真伪、国内外学历学位对接等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等。
同样为了形势发展需要，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国家教委先后恢复设立留学生司，批准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出国留学教育管理分会等。
1992-2012：逐步构建全方位出国留学工作体系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考察工作时对海外学子发出深情召唤：要作出贡献，还是回国好。一年后，“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被写进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此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更多支持留学、鼓励回国的创新型留学政策举措陆续涌现，新一轮“出国热”再次掀起。1992年至2012年，出国留学人数持续增长，2012年当年出国留学人数接近40万人。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史上最大“回国潮”，年度留学回国人数在2003年首次突破两万，2006年超过4万，2008年至2012年留学回国人数近80万人，仅2012年回国人数就达27万人。
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体制的重大改革——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利用国家拨款派遣留学人员较多的国家之一。截至90年代中期，共派出留学人员约5万人，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实践证明，公派出国留学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当时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年度计划、选拔、派出、管理服务、回国工作等一整套体制机制，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适应国家经济、政治、社会迅速发展的形势变化。且在公派留学人员中出现迟归、逾期不归等现象，人才外流、留学效益不高等问题引起各方面关注，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一方面，为提高选派质量，必须建立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新机制；另一方面，为提高出国留学效益，参照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对公派留学人员的管理应实行法律和经济约束，包括对不履行回国服务义务的公派留学人员，应规定赔还培养费用。
1994年，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建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使出国与来华留学生的招生、选拔和管理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1996年6月20日，经中央编办批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留学基金委”）正式成立，并提出了“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新选派管理办法，这是我国公派留学政策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国家留学基金委成立后，主动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精心设计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如，2000年设立“重点高校系主任和研究所/实验室骨干出国研修项目”，2001年实施“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2007年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急需的高水平国际化人才，搭建了国内外高水平院校间的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了国内高校的教学质量、学科发展及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打开了国家公派留学事业的崭新局面。
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成立也使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有了新的发展。2003年，教育部制定“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重点、增强效益”的国家公派留学工作思路；2005年提出“三个一流”选派办法；自2005年初开始，进一步调整选派方针和资助政策，从每年3000多人逐渐扩大规模，2006年度选派人数为7500人，2012年度选派人数增至1.6万人；选派结构日趋合理，由2007年以前以访问学者为主，逐步增加了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生、硕士研究生、本科交流学生和短期研修生等；在留学服务与管理方面，通过广泛调研，不断提升公派留学的服务与管理，如2010年9月经财政部批准，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大幅改善了公派留学人员的学习条件，等等。
如今看来，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改革。根据目前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布的各种数据和成果，可以看出国家公派留学的显著工作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当年改革打下的基础，离不开每届国家留学基金委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付出，更与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向同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超过600万，虽然公派留学人员占少数，但其发挥的作用至今仍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
自费出国留学进入规范化发展。
1993年7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印发《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再度放宽了自费出国留学政策，从政策体制上使更多青年人可以自由选择出国留学。此后，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激增，也随之产生更多新问题和诉求。曾经有段时期，自费留学中介服务明渠不畅，暗道丛生，自费留学人员权益被侵害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为保护自费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的管理，1998年，教育部会同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制定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正式颁布。为进一步规范化管理自费出国留学，2003年，教育部又专门设立教育涉外监管处，开通教育涉外监管网，向社会发布“留学预警”，对境外教育机构进行资质认证并公布认证院校名单。
2003年，为进一步落实新时期留学工作方针，教育部简化审批手续，对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高等院校在校生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但尚未完成服务期年限的各类人员，不再进行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工作，不再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同一年，中国政府决定加大对在外优秀自费留学人员的奖励，激励更多优秀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国家留学基金委正式推出“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在自费留学人员群体中引发强烈反响，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延揽了一批优秀的自费留学人才。这些举措也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化的体现。
新时期留学工作方针的确立，理顺了中国政府尊重公民出国留学自由意愿并为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与留学人员学有所成后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之间的关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和提炼。随后，国家领导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发表的一系列导向性讲话、发布的有关政策性文件、举办的相关活动等，对于吸引在外留学人员回国发展、为国服务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指导作用，也推动了出国留学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1993年1月17日，国家教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留学回国人员新春联欢会，江泽民、胡锦涛、李铁映、严济慈、雷洁琼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0名留学回国人员共迎新春佳节。2003年9月30日，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和先进工作单位表彰大会”，大会表彰了311名留学回国先进个人和22个先进工作单位，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与会代表，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吸引和用好留学人员作为实施人才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这次表彰大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慰问、表彰和成果汇报等活动基础上，用以继续鼓励和弘扬留学人员回国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爱国情怀和艰苦奋斗精神。
随着中共中央于1995年和2002年先后提出并确定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这一阶段的留学回国工作在完善和改进既有政策举措的基础上，更将重点放在了吸引留学人员中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以及进一步加大支持和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政策力度上。
教育部（国家教委）先后设立“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和教师奖”“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海外留学人才学术休假回国工作项目”等，并实施旨在引领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人才工程；人事部的“百千万人才工程”、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都是这一阶段为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的积极探索。
在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建功立业的号召下，相关政府部门和工作单位持续探索创新新的形式，为留学人员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提供了保障，拓宽了留学人员的报国之路。
1994年，中国旨在吸引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的第一家留学人员创业园——金陵海外学子科技工业园在南京成立；1995年，国家教委支持了第一个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团——留德学人回国考察团，第二年，该类短期回国服务方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称——“春晖计划”，2006年教育部联合科技部基于“春晖计划”设立了“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1998年12月28日-30日，首届中国（广州）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举办，开了全国大规模引进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服务之先河；设立留学人员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将留学人才的聪明才智和专利转化为生产力，让知识形成产品……在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方面，各类政策措施可谓高潮迭起。
同一时期，1995年1月，神州学人电子版（现神州学人网）诞生，《神州学人》正式驶入INTERNET时代。这一举措不仅鉴于当时计算机信息网络在留学人员中的影响日益加深，更是希望通过互联网加强对留学人员的宣传和信息服务工作。
新时期出国留学工作助推开启新的时代
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的增长原因多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阶段，国民生产总值连年高速增长。同时，教育事业发展快速，中国高等教育实行扩招和院校调整，2007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321所，高校在学人数达到2700万，毛入学率为23％，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496万人。随着一代代青年人加入出国留学的行列，必然拉动出国留学数字的增长。
新时期，针对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各有关部门、专家学者也加大了对国际学生流动、人才流动等问题的研究。留学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和行为，而是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相关联，和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相关联，也和人的素质相关联。1978年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加入wTO后。有专家认为，中国在学人口的1％有出国经历，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了解、文化沟通与认同，显然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国际方面，各国都很重视跨国境教育，鼓励学生流动，推广宣传本国院校，并不断调整政策，吸引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国际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以及资本、技术和生产企业的流动逐渐本土化，留学人才就成为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21世纪初，中国留学人员已遍布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签订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仅出国留学规模持续扩大，来华留学人数也在不断增长，约有100多个国家的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开始形成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互动的局面，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的教育资源和综合国力越来越吸引世界关注，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新时期中国的出国留学工作是成功的，不仅赶上了时代，抓住了机遇，也在助推开启新的时代。（神州学人 2021年第6-7期 文|江波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先后担任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教育参赞、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同济大学副校长）
参考文献：
[1] 苗丹国. 出国留学六十年[M]. 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 2010.1.
[2] 成辉,封松林,曹纬. 留法四十年（1978-2018）[M]. 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 20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