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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巾帼志愿者陪伴留守儿童快乐过暑假。张国盛摄/光明图片
安徽滁州：留守娃学科普。董超摄/光明图片
【对话】
社会经济转型、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留守家庭与隔代教养现象普遍存在。怎么理性看待这个现象，事关国家和乡村振兴发展人力资源储备质量，事关我们怎么有效地做好留守儿童的教育培养工作。辩证地看待留守儿童现象，首先要厘清的是，父母缺场、亲子分离必然带来父母养育缺位、亲子关系断裂吗？学者吴重涵等自2014年以来在两个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农村留守儿童为主题进行调研和田野工作，发现他们的处境并不全然像人们印象中的是负面“受害者”，留守儿童在社会文化的熏陶、亲子关系的感知、学校与社区重要他人的替代中，形成了基于自身视角的亲代在位（指父母在孩子心里的位置）的认知图式，成为支持他们积极向上成长的力量。这一结论，对学校做好同留守儿童家庭的沟通与合作，理性选择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方法，具有启示意义，为此记者对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吴重涵进行了采访。
留守儿童，并不全然是负面“受害者”
记者：在人们的印象中，留守儿童常年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中，处于学习上缺人辅导、生活上缺人照应、亲情上缺少温暖、心理上缺少帮助、道德上缺少引导、行为上缺少自控、安全上缺少保障的状态。对此，你们怎么看？
吴重涵：中国农村留守家庭的显著特征是，家庭成员分散居住生活于城市与农村多地。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农耕型社会来说，是亘古未有的新事物。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家庭成员在生活上彼此分离（包括留守儿童家庭）是作为社会转型中一定历史时期的伴生物而出现的，是一种被吉登斯称为现代“家庭时空延伸”的社会现象。相对而言，国内对留守儿童成长处境的担忧，以及认定这些不良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父母的外出而导致的亲子关系割裂所致。这样一种认识，一定意义上的确是对中国留守儿童的真实写照，也有助于社会加深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并激发关爱关怀。
然而，过多地关注负面，也容易给儿童及其家庭带来歧视知觉，无助于儿童与家庭的自立自强。有研究认为，留守儿童更加独立自主、意志坚韧，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认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身上散发出“留守的力量”。2014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发现留守儿童总体上形成了比较积极的价值观，对未来充满希望，向往城市生活，家庭关系良好，82.4%的留守儿童对未来充满希望，77.7%的留守儿童希望以后在城市生活，90.2%的留守儿童与母亲关系很好，89.4%的留守儿童与父亲关系很好，大多数留守儿童仍将母亲视为最重要的支持来源。
其实，对于大多数留守家庭来说，其离散化状态并不必然带来碎片化，农民工的离乡外出，并不必然意味着与乡村及家庭的疏离，他们往往通过一系列维持性行为，顽强维持家庭完整，使家庭功能包括养育子女功能得以发挥。同时，儿童的社会化也并非完全是由时空结构决定的。家庭与儿童都是能动者，他们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存在，但并非被动地存在，同样在历史境况中创造历史。因此，从更大的视角，我们有理由发问：中国留守儿童的问题，究竟是纯粹的家庭结构时空延伸问题，还是家庭生活和知识贫困问题？还是两者纠缠在一起的问题？留守儿童家庭是否仍然存在儿童成长必需的积极的亲子关系结构？处于离散结构中的家庭通过怎样的弥合机制以避免家庭造成灾难性裂解？苦苦维系家庭的动力及其机制又是什么？揭示这些问题，将给留守儿童、农民工家庭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将带来更多的适切性，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父母的努力，维护着留守儿童对完整家庭的信心
记者：通过田野调查，你们观察到的当前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状况是什么样的？
吴重涵：我们的观察主要聚焦在留守儿童的家长与留守儿童的互动状况，以及农村留守儿童如何看待和理解其父辈外出工作而将之留在家乡的事实。
对于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父母虽然很少与他们共同地生活在一起，但在他们的意识中，“家庭的这个框架还是有的”，他们明白毕竟自己是有父母的人（不同于孤儿），而且父母也以一定的形式关心着自己的成长。家长在谈到打工目的时，总是脱口而出“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具体而言则是为了孩子以后的学习生活费用、上大学或建房成家费用等。留守儿童的父母往往通过汇款、礼物、电话、大事协商、假期往返式团聚等路径弥补着距离鸿沟，努力维系着家庭亲密共同体状态，从而保持着基本底线的亲子交往。也正是父母的这种家庭维系行动，维护着留守儿童对于完整家庭的信心。
留守家庭的电话沟通常选在每周的周末，通话内容除日常的嘘寒问暖外，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是聊得最多的内容，其次就是叮嘱孩子在家听监护人的话，不要顽皮，注意身体、注意安全等。保持比较密切的电话联系和沟通就是一种情感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分离的距离感。当周末留守儿童有不会做的作业时，会选择求助父母，虽然这种求助常常因父母不能接电话而不成功。但只要接通了电话，父母即使不具备解答能力，也尽量想办法。儿童也在电话中表达自己的诉求，如买学习用品、玩具等。有些儿童，尤其是女童会更加认真地学习，以不辜负外出父母的教育期望。外出父母返乡时给孩子带礼物的比例高于留守老人，这些礼物主要有学习用品、衣服、食品、书籍、玩具。生日对于儿童来说，应该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喜欢、最期待的日子，对400名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在他们过生日时有55.3%的外出父母会打电话问候。
我们还观察到父母婚姻质量对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的影响。对一所农村完小的学业成绩观察发现，父母关系和谐的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与非留守的学生学业成绩相比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别，甚至略强于后者。但是，如果父母在外出期间夫妻关系破裂离异且没有做好对子女相应的安抚措施，则会给孩子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心理平衡和学业成绩上都明显下滑。
相对于不在场的责任父母，留守儿童更偏向在场的具象父母。可以观察到一些进入初中阶段的留守少年，在青春期故意调皮捣蛋，不认真学习以使自己的学业成绩下滑，引起父母注意，好让他们回来管管自己。如，一位14岁男生在电话中向父母诉说：“老师说我的学习成绩又下降了，让你们回来好好管管我。”也有的故意学习不认真，其主要动机是“让父母早点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这样就可以“早点出去打工”，就可以顺势达成“和父母团聚”的愿望。留守儿童对父母共同生活片段的难忘记忆和感情依恋，构成他们的精神家园和生活动力。
记者：通过调查研究，你们对当前我国留守儿童的状况有什么新的看法？
吴重涵：拆分型家庭模式已经在我国大规模地存在了30多年。“出门”，是农村留守家庭的大事。要不要“出门”，“出门”是为了什么，谁“出门”谁“留守”，“出门”之后家庭事务如何安排，“出门”之后如何处理未成年人的成长与教育，这些是大多打工家庭在做出理性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发现，父母的离家外出，并不必然意味着父辈在家庭结构中的消失。父辈外出期间，家庭中的成人对于拆分型家庭结构，也并非坐以待毙。
父辈外出打工后，很大一部分选择将孩子交给祖辈照顾，流动儿童则在学龄期被送回农村交给祖辈。从整个家庭系统而言，祖辈对孙辈的隔代教养，其实是传统家庭夫妻制的一个变种。传统的家庭夫妻制中，“男主外女主内”，而在留守家庭中，外出的父辈临时承担着传统家庭意义上“主外”的角色，祖辈则临时承担起了传统家庭意义上“主内”的角色。在当前城乡移民大潮中，这种新的三代家庭结构，实际上是儿童抚育的一种合作机制，是一种家庭协力机制。祖辈的参与让留守家庭“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在隔代抚养中，“父辈对这个家庭的贡献”“爸爸妈妈小时候的表现与你小时候的表现有什么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父母在外的工作状况”等话题，既能加深儿童对于父辈及家庭的认知与理解，更能增强其心理上的亲代在位，对于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儿童立场的亲代在位的建构，都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父母外出这一行为改变了家庭代际结构，让主干家庭取代了核心家庭。但以全球化信息技术为载体，外出成员与留守成员实现了适时互通，经济与情感往来弥补着不在场交往的局限，可将对于家的思念与养育责任带回家庭。留守儿童的父母缺场并不必然带来亲代缺位，大多数留守儿童就是在这样一种“张开”的家庭中生活与成长。“张开”的家庭也给儿童内心带来亲代在位的真实存在。而亲代在位，作为留守儿童在心理意义上的认知图式，不易被外界觉察与观测，却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产物，是家庭视角给予儿童的成长支持。
记者：当前，家校合作愈发受到重视，而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也可谓重大。你们的研究结果对此有什么启发？
吴重涵：学校可以从亲代在位解释模型中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启发，纠正我们在与留守儿童家庭沟通合作实践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增强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一是学校找谁沟通？不少的学校和老师，对于留守儿童出现问题应该找谁沟通一直模糊不定，多数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在家照看孙辈的祖辈或者负有临时监管职责的亲戚的沟通上。亲代在位的解释框架提示，最重要的沟通对象，不是这些在家照看孙辈的祖辈或者负有临时监管职责的亲戚，而是与留守儿童“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外地打工父母。父母才是留守儿童的精神家园和支柱。学校如何建立与外地打工父母的沟通联系，是留守儿童家校协同沟通的必解难题。这样一个沟通的思路，目前是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
二是沟通什么？学校与留守儿童父母的沟通，不仅是儿童学业和成长方面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要增进儿童与远在外地父母的情感联系，强化父母的文化符号形象，激发亲子之间的情感体验，动态增进亲子感情。父母外出打工而养育“缺席”，但亲子感情仍然可以成为维系留守儿童成长的动力。由于留守儿童的亲代在位具有脆弱和易变的特点，所以学校注重搭建留守儿童亲子之间的感情纽带，对维系儿童成长的心理动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学校这样做是有可能的，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成功实验案例。如江西省弋阳县一些学校与远在外地打工的留守儿童父母建立联系，甚至将家长会开到留守儿童父母打工集中地义乌市，家长会中不是生硬地介绍孩子的学习情况，而是事先录制一段儿童在校生活、对爸爸妈妈表达思念和祝福的视频，深深唤起父母深埋于心的亲子感情和养育责任担当；同时将部分父母在艰苦环境下做工生活的一天拍成视频，带回学校给孩子播放，深深唤起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情绪体验。亲代在位的感受，由此同时在留守儿童及其父母心里得到强化，并转化成父母养育责任感和儿童积极成长的强大动力。异地家长会后，父母对子女的关心普遍明显增强，回乡探望子女的现象增多了，甚至有些父母或者放弃在外省打工，回来就近做工照顾子女，或者将子女带在身边外出。
三是观察留守儿童的变化，特别是突然的消极变化，如学业的大幅退步或者消极孤僻，往往可以从外地打工父母的离异导致家庭解体中找到原因。
四是引导留守儿童的祖辈。农村留守儿童以隔代抚养为主，祖辈在养育过程中，如何处理孙辈和其父辈的关系，变得很重要。祖辈如果正面增进孙辈对其父母的情感体验，则祖辈在位和亲代在位可以共同促进儿童的成长；反之，祖辈的养育有可能事倍而功半。那些对留守儿童祖辈进行了父辈替代性养育教育的江西省家校合作项目学校，留守儿童和祖辈、父辈的关系更为健康，整体家庭成长环境更好。
（原题为《留守儿童，“留守的力量”来自哪》）
【专家视角】
留守家庭父母如何带孩子积极成长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农村的非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共同生活，包括共进晚餐、共同赶庙会和游戏玩耍、家庭看电视上网、共同务农和家务活动等家庭常规生活，以及通过亲子交谈进行情感交流和养育，对留守儿童家庭而言是结构性缺失的。欣慰的是，在留守儿童家庭，时空的分割造成的结构性缺失，可以通过亲代在位（指父母在孩子心里的位置）的心理建构得到结构性补偿和替代。
亲代在位虽然存在于每一个留守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中，但却有强弱的明显区别。根据研究，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中，亲子之间的感情交流、儿童对父母依恋感和共享理解的不断增强，应该贯穿于亲子关系的全过程和全方位。此外，以下因素可以显著增强留守儿童心理的亲代在位，促进他们积极向上成长。
一是父母尽可能增加积极陪伴孩子的时间，提高亲子沟通交流的质量。外出打工的父母，精神和生活压力大，家庭教育的时间约束是突出的问题。亲代在位解释框架告诉我们，父母挤出时间与孩子交流是增强亲代在位的必要条件和基础。尽可能多的、紧密的亲子接触，情感投入的、积极的（不是消极应付的）、长期而持续的亲子互动，才能产生、维持和增强亲子之间的依恋感和家庭凝聚力，形成儿童健康发育的环境。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家与孩子的相处时间很少，更需要珍惜回家后陪伴孩子的时间，更需要利用定期和不定期电话交流的有限时间，进行不间断的情感交流。经济和家庭其他条件允许时，父母双方中留下一方，尤其是留下母亲在家陪伴养育孩子，有利于儿童成长，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父亲外出赚钱母亲在家持家”的通行做法。
二是留守儿童父母积极的人生态度、做事的认真程度、表现出来的工作责任心，对留守儿童的亲代在位具有显著的增强效应，从而为儿童的成长提供正向动力和榜样。研究显示，父母把握外出工作和陪伴孩子的平衡性很重要，如果离开孩子外出认真工作，也会与子女成长有很多正相关的结果，如表现出良好的自尊、更好的学业成绩、更积极的家庭和同伴关系等。外出打工父母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学习新知识，表现出用新的见识和视野看问题，也能显著提升其在儿童心中的形象。
三是权威型养育方式，提升亲代在位的品质，促进留守儿童更好成长。研究表明，“温暖关爱+引导控制+对行为和成就的中度以上教育期望”的权威型养育方式，不但是跨越文化差异，也是跨越社会阶层的最有效家庭教养方式。留守儿童父母采取这个模式的教养原则，实施家庭教育最为有效，也更有利于增进亲子关系，提升亲代在位的品质。
四是做好儿童养育的委托工作，保持与学校的良好沟通联系。儿童在校学习，从父母角度可以理解为延伸自己对孩子的成长陪伴，将儿童成长代理人的责任部分委托给学校。家校沟通合作，是家长为孩子选择和提供家庭外社会经历的日常首要任务，是家庭内和家庭外教养资源互补的关键环节之一。留守儿童的父母注重与学校和老师保持沟通联系，及时发现孩子的个性特点、成长优势和出现的成长问题，并与学校和老师互动合作，比学校和家庭各自发现和解决问题，更能有效地促进留守儿童的成长。父母在为学校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在同学和老师面前的良好表现，也有助于提升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激发孩子的上进心。
国内在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初期，发现留守儿童种种负面问题，其实是与亲代在位的程度和变化相关的。我们的初步观察表明，一些留守儿童之所以对于亲代在位感受程度较低，除了父母和儿童的情感个性因素外，还与家庭的阶层和贫困特性可能存在重要关联。亲代在位感比较弱的留守儿童，多是家庭特别贫困，父母（特别是母亲）对生活感到无奈甚至绝望，极端情况下抛弃家庭和孩子，从而引发儿童亲代在位体验的稀释甚至消解，外在表现为孩子自暴自弃。父母文化较低，履行父母职责的能力低下，父母在留守儿童心目中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留守儿童身上背负的种种负面问题，并不单纯是家庭时空分割的问题，而是家庭时空分割与阶层、贫困特性纠缠在一起所带来的父母之间、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导致亲代在位感受程度的弱化，并对留守儿童成长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提示我们，拓展到社会阶层和贫困问题的层面讨论留守儿童的亲代在位，是研究逻辑的必然延伸。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社会急剧变化，家庭结构也处在转型之中。亲代在位的现象，不仅在留守儿童中可以观察到，而且在城市与父母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儿童中也同样容易观察到；不仅在社会较低阶层家庭存在，而且在中产阶层和多种职业家庭也同样存在。例如军人家庭、长期随工程项目工地变动而工作地点变换的工程技术人员家庭、父母异地工作的家庭、飞行和空乘人员家庭，等等。留守家庭已经成为我国人口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家庭形态，在更大的范畴上研究“分开的共同生活”家庭结构中的亲代在位及其作用，也是一种现实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