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即将迎来建社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首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书写着新中国教育出版的历史。她研究、编写和出版了11套中小学教科书以及丰富的教育类图书，承担了国家统编三科教材的编辑出版。她开蒙启智，温暖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
70年来，人教社风雨兼程，与时俱进，用心做好每一本教材。作为中国教育出版行业的领头雁，人教社在教材建设过程中，将天南海北的教育学者融合在一起。无数优秀的专家学者和人教社编辑一起，兢兢业业、尽心尽力编写出了一部部高质量的教材，成就了教科书中的经典。
那些记忆，让人感动，使人难忘。今天，我们刊发部分参与人教社教材工作的专家学者们的回忆文章，在回忆中，我们重温人教社的发展历程；在回忆中，我们汲取力量，继续前行。
温儒敏：我与人教社的三度合作
1952年我上小学，读的语文课本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当时年纪小，不太注意谁编的教材，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的童年生活与精神成长竟然和一个出版机构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儿孙两代，都是读着人教版教材长大的，如今人教社七十大寿了，饮流怀源，受施勿忘，请接受我诚挚的感恩与祝贺。
上世纪50—60年代读人教版的学生，万万想不到，几十年后居然能参与这个出版社教材的编写，这工作一做就是17年。
2003年1月，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顾之川和顾振彪先生来找我，说打算编一套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希望我促成此事。虽然编教材在大学不算学术“业绩”，却是淑世之举，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又提出请袁行霈先生领衔主编，顾之川和我来做具体工作，当“执行主编”。以前编教材主要靠出版社的内部运作，邀集社外这么多专家教授联袂勠力，大概是头一回。
记得在启动会上，我提出要“守正创新”，按照课标的精神来编写，内容与方法上推进改革，但不是颠覆，过去教材编写好的经验也应当吸收进来。要总结课改实践的得失，还要充分考虑大面积使用的可行性。从2003年启动，到2006年完成，编写团队先做大量的调查，认真学习新课标，研究中外母语教材的经验，然后拟定框架体例，选择课文，设计教学，每一步都充分发挥大家的才智，团结协作是非常好的。这也因为有中语室在其中起纽带和核心作用。不到3年，人教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语文教科书”就通过审查投入使用，其中必修5册、选修15种，既有“基本口粮”，又有自主学习选择的空间。我本人是很看重这套教材的，认为课文选得好，经典性可读性都兼顾到了，读写教学的设计有许多创新，又稳妥实用。选修教材是个尝试，也深入浅出，各有特色。在几个版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这套教材脱颖而出，获得广大师生的肯定，使用率居全国之首。
十多年过去，我还常想起和人教社同仁一起编新课标高中语文的情形。在景明园、西郊宾馆和金台饭店等处，封闭式工作，有时一住就是七八天，虽然辛苦，却充实并快乐。
后来又有第二次合作，编小学和初中语文统编教材，是教育部门布置的任务。记得是2012年2月26日，在人教社会议室，教育部门转达了领导的意见，聘任我担任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为何会选上我？可能因为此前我主持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也因为人教社申报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方案时，推举我担任主编。后来教育部门从全国遴选，就确定了让我来担纲。编写团队是由人教社主导的，邀请了社内外许多专家和一线教师，小学与初中两个组加起来有40多人。曹文轩、李吉林、崔峦、顾之川、张笑庸等分别担任小学与初中的主编，陈先云、王本华任执行主编。人教社参与编写团队的主要有徐轶、朱于国、郑宇、何源、刘真福、李世中、王涧、胡晓、张立霞、熊宁宁、常志丹、韩涵、陈尔杰、陈恒舒等。列出这么长的一个名单，是想说明人教社小语和中语两个编辑室在这套教材编写中起到的中坚作用。从小学到初中，9个年级18册教材，工作量巨大，虽然框架体例和课文都是整个编写组设计和论定的，但很多具体的文字操作，包括导语、习题、注释等，都得依仗中小语室的同仁。他们默默耕耘，贡献最大。
因为是统编本，全国就这一套，审查非常严格，前后有20多轮审查。最后一关是中央的审查，两次进中南海直接听取领导的指示。相关领导把我们送出会议室时，握着我的手说：“语文编得不错。”这回真体会到教材编写作为“国家事权”的分量了。2016年秋季，小学和初中统编语文教材投入使用，社会反响很大，央视《新闻联播》也做了报道。回头看，这套教材强调“立德树人”和“读书为要”，小学学拼音之前先安排几课识字，设计了“和大人一起读”“快乐读书吧”等延伸阅读的栏目，初中实行“教读”“自读”与“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等，都是特色。有报道说这套新教材“专治”不读书，说到点子上了。这几年试用反馈的意见也是充分肯定的。
编完小学和初中语文后，接着要编高中，2017年6月启动。这是我与人教社的第三次合作。那时我济南北京两地跑，又刚动过一次手术，有点儿疲惫；再说高中语文新课标颁布前我看过送审稿，感觉改革的力度很大，教材很难编，自感力不胜任，就向教育部门表示不打算再接高中的编写任务了。但教育部门相关领导（当时的教材领导）两次纡尊登门，来家里说服我继续担任总主编。人教社韦志榕总编辑也来看我。他们的诚恳让我感动。
高中语文的编写可谓举步维艰。因为社会关注度高，网上不时拿教材来炒作，压力很大。要严格落实新课标的规定，比如以“学习任务群”组织单元，实施以活动为主线的“自主性学习”，以及特别强调立德树人、政治上把关等，要求非常高。而我们学习领会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如何体现改革，如何把课标的精神转化为教材，如何满足大面积使用的需要，要不要安排习题，“学习任务”如何避免“蹈空”，等等，都是很具体的，真是费尽脑汁。教育部门要求实施“编审结合”，课标组和指导组除了审查教材，几乎全程指导并参与部分编写。因为“角色”不同，观点有异，有时会有一些争议，甚至还比较激烈。但教材毕竟是公共知识产品，最终都要求同存异，达成共识。“绳墨以外，美材既斫”的遗憾也是难免的。
高中语文统编教材真是好事多磨。熔裁洗漉，权衡益损，光是框架体例就改动五六遍，有的单元稿子重写二三十遍。编写组人员分布全国各地，聚会不容易，不能一有问题就召集讨论，很多时候只能把领导或者专家的意见转给我，我和中语室再研究处理。好在我们彼此的合作很默契。最后定稿，时间非常紧，要消化或回应各方面提出的数百条意见，甚至还要调整单元，也是以中语室为主，加上编写组部分成员，教材主管部门的领导和人教社总编辑郭戈同志亲自督战，夜以继日，突击完成。经过反复打磨，层层把关，前后花了近3年时间，到2019年底，全部书稿才得以杀青。
人事倥偬，指顾之间，与人教社合作编书已经17年。感谢人教社给我机会，让我学到很多书本上和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体会到为社会做实事并不容易。编教材更是如履薄冰，责任重大，而人教社的同仁年年月月都在做这难事，这支任劳任怨的专业团队真令人赞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温儒敏）
吕叔湘先生说：“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要学好语文主要靠搞好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出版语文教学读物的重要阵地，它不但出版有关语文教育的学术著作，而且还投入很大的力量编写出版语文教材。本文将从语文改革的三个节点上简要说明人民教育出版社促进语文教育改革的贡献，并捎带说明我和这三个节点的关系。
第一个节点是把统一的语文课分解为“汉语”和“文学”。1956年至1958年我国曾试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改革，分别编出了两科的教科书。这是语文教育改革中的创举，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编写《汉语》课本里的语法部分，从1954年到1956年，经过语法学界和语文教师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一个全国普通学校汉语教学中一致采用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称《暂拟系统》），作为编写《汉语》教科书和进行语法教学的依据。《暂拟系统》的形成很不容易。由开始拟订到最后写定成文，主要靠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汉语编辑室。为了向广大中学语文教师说明《暂拟系统》，张志公先生主编了《语法和语法教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根据《暂拟系统》，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汉语编辑室编成《汉语》课本，供全国语文教学使用。主持《暂拟系统》拟订和《汉语》课本编写的张志公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的主任。学过《汉语》课本的人对分科教学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次分科教学的改革是成功的。有人会说：文学、汉语分科教学只进行了半年就草草收兵，怎么能说是成功的呢？《暂拟系统》没有错，《汉语》课本也没有错，分科教学只是在操作上有缺点。草草收兵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很好地进行师资培训，当时有相当数量的语文教师业务水平偏低，难以胜任分科教学的任务。
在分科试验停止后，《暂拟系统》依旧活跃在中学语文教学中。1977年新编全国通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其中的语法部分继续使用《暂拟系统》。《暂拟系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学语文教学，其促进了汉语语法的研究和普及。《汉语》课本停止使用后，应语文教学的实际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汉语》课本改编为《汉语知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总的印数超过了100万。
1956年，我因为患肺结核未能上学，在家休息。我知道了分科教学的信息后，急忙找来《汉语》课本自学，从而为我打下了汉语知识的基础。张志公先生的大名在那时就知道了。那时我读了张先生的《汉语语法常识》，还经常阅读张先生主编的《语文学习》杂志。“文革”结束后，我和志公先生有一点儿来往，受到他的鼓励与提携。我感谢张先生，感谢编辑出版《汉语》课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二个节点是从《语文教学大纲》到《语文课程标准》。从新中国建立到21世纪初，教育部门颁布《语文教学大纲》用来指导全国的语文教学。随着语文教学改革的不断发展，《语文教学大纲》也经过多次修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63年修订的那一版。到了21世纪初，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后，语文教育有了质的演变。为了促进语文教育的发展，教育部门颁布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使语文教育有了全新的面貌。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由“工具性”修改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关于课程的基本理念，《语文课程标准》提出：“根据新时期高中语文教育的任务和学生的需求，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出发设计课程目标，努力改革课程的内容、结构和实施机制。”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原有的语文教材必须重编。那时教材的编辑和出版不再是只有人教社一家，而是经教育部门批准有几家，实行“一纲多本”。
为了提高新编语文教材的质量，几家有资格编写教材的出版社都与高校中文系合作。这时人教社与北大中文系合作共同编写新课标语文教材。北大教授袁行霈担任主编，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牵头联系北大中文系的教师。那时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十分荣幸获得机会参与其事。我记得第一次举行编写会议是2002年10月在翠宫饭店。人教社资深专家刘国正先生也出席。袁行霈提出编写新的语文教材要“守正出新”，获得大家的赞同。其后在北大中文系和人教社的会议室举行多次会议研究解决编写中的种种问题。人教社中语室的各位编辑是当然的主力。他们有崇高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他们有多年编写教材的丰富经验和资料积累。这一切保证了新教材的成功。最后，人教社和北大中文系合编的教材成为“一纲多本”里影响大、使用学校多的一种，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个人参加这次工作受到了锻炼，学到了不少东西。
第三个节点是由“一纲多本”到“部编统一”。“一纲多本”有利有弊。当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新时代，中央决定思想政治、历史、语文三科由教育部门组织编写全国统一的教科书。这是完全正确的。语文学科在培养一代新人中承担着重大作用。在政治思想方面必须贯彻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语言文字方面必须符合科学的规范观，贯彻落实国家规定各项规范标准。根据这个原则，教育部门聘请北大教授温儒敏担任语文学科总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经过全体编写、出版人员的努力工作，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已经出齐，并投入使用。这套教科书带着全新的面貌走进了课堂，给师生学习语文带来了新的动力。它定将大大提高语文课教学的质量，推动语文教育出现新面貌。
通过三个节点的分析，可以大略地说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语文教育改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对这次教育部门审定的语文教科书的出版欢欣鼓舞，对主持编写的各位专家满怀敬意，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贡献由衷钦佩。我虽已衰朽，但是仍愿意学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原会长 苏培成）
周洪宇：为了人民的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将迎来建社7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早就想写一篇回忆纪念文章。
1982年1月，我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历史系1977级毕业分配到学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在董宝良老师直接指导下参与建所之后的首项大工程——编辑多卷本《陶行知全集》（该书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我尝试着写了一篇《陶行知论解放儿童创造力》的小文章，并投给了人教社刚正式创刊不久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吕达老师对我的这篇小文章很肯定，很欣赏，特地回函鼓励。该文很快刊发在1984年第3期《课程·教材·教法》上。紧接着，1985年人教社编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又收录了我撰写的论文《陶行知解放儿童创造力教育思想的研究》。这是我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发表的比较早的两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开启了我的陶行知研究之门，我也因此与人教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8年我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在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随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研究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开沅先生视野宏阔，指示我尽量了解国外陶行知研究概况，打开自己的学术视野，以便知己知彼，借鉴超越。我收集整理了一批珍贵的国外陶行知研究资料。1990年下半年，我将编选整理的40余万字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寄给人教社吕达老师。他考虑到分工的原因，当即将之转给了时任人教社教育室主任的邱瑾老师。经过邱瑾老师的精心编辑，书稿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1990年底至1991年初，为赶在春节前校对完书稿，我住在人教社北京沙滩后街原址附近的《红旗》杂志社地下室里核校书稿，夜以继日，终于抢着赶完核校，使该书于1991年春节之后顺利出版，这是我个人出版的第一本学术图书。此后我又在章开沅、董宝良等先生指导下，陆续单独或与人合作在人教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等，还在人教社出版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教育史学通论》（上下卷）等，前后合计700余万字，其中多部论著在人教社责任编辑老师的精心编辑下，出版后都得到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充分肯定。如《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教育公平论》两本书分别获得第二届和第六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入选首批“中国文库”，也是教育类图书首批入选的仅有的一本；《陶行知研究在海外》获得首届中国陶行知教育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借助人教社这一平台，我也从此一步步走上学术道路。我从一名初出校门的大学生，与教育研究和教育出版相伴随，逐渐成长为教育学界、教育史学界和陶行知研究领域的一名专家学者。这些都离不开前后几任人教社领导，离不开人教社一批资深编审，如吕达、邱瑾、郭戈、王莉、邹海燕、刘立德以及中青年骨干编辑冯卫斌、韩华球等人的鼓励和支持。
除此之外，人教社还帮助我搭建了交流平台。从2007年开始，我们长江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每年3月3日都要与人教社合作在北京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借助每年全国两会的时机，邀请一大批国内教育专家讨论两会提案议案建议以便修改完善，更好地发挥咨政建言作用。在人教社黄强社长、郭戈总编辑的领导下，立德同志带领他的团队，每年都认真负责地筹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十多年过去了，“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已然成为国内教育界的一个品牌论坛项目，并衍生出“南京·长江教育论坛”等全国各地多个论坛，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知名教育学者，并演变成了一个个提携后进、鼓励年轻人成长的平台。
40年前，我因“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而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结缘，今年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之际，我与学生刘大伟又将在人教社出版《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卷本）。这些巧合都让我感受到与人教社的同仁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那就是为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教社作为中国教育出版行业的“领头雁”，将我们这些分散在天南海北的教育学者黏合在一起，共同参与了这场发展盛宴，我要衷心地说一句“谢谢”！
人教社70年走来，风雨兼程，与时俱进，形成了今天在教育出版界的地位与大发展格局。我相信，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进程中，人教社必然会有更大的作为和担当，也必将成为中国教育出版界的“合抱之木”“九层之台”，继续引领中国教育出版的方向！（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周洪宇）
金波：如切如磋，相携相助
粗略地一想，我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交往也有四十多年了。刚开始联系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用了我的稿子，给我寄样书、付稿费。进入新世纪，编新课标的语文教材立项，聘我做小学语文教材的审读委员，这才慢慢了解了编教材的工作，也渐渐和人教社有了比较多的交往。
人教社是编教材的老社，经验丰富，资源丰富。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大家公认他们编的教材严谨、稳定，用起来深浅适度，便于教师教、学生学。
如果说，我对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法有一点儿初步的认识，都离不开对人教版语文教材的研习。当然，也促使我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
关于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问题，一开始我是赞成这一主张的。渐渐地，读教材的选文多起来了，也就慢慢地悟出了“语文课本”不是“文学选本”。前者是在教学大纲的要求下有计划地教与学，后者多为有兴趣地自由阅读。我发现有的名家作品很受小读者的喜爱，但入选教材的作品不一定多。教材中的文学作品除了符合文学标准的要求，还要符合教材标准的要求。简而言之，从内容到技巧适宜教，便于学，这就是教材的“规范”。
由于仔细阅读和研究人教版的教材，我曾动过这样的念头，能否把人教版的传统教材，如《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等保留篇目重新创编，以便于当下的孩子更有兴趣地学习。由于种种原因，做起来很难。从创作实践中，我也发现教材的编写和修改都是很难的。我曾经把别人获奖的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教材推荐给教材编写组，最后还是没被采纳。我也曾接受过帮助修改教材的任务，但多数都没能很好地完成。修改教材比创作难多了。
对于编选和修改教材工作之难，在和人教社编辑的交往中，我深有体会。对于编辑所承受的压力，我感同身受。社会各界对教材的质疑，我认为编者可以申辩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审查委员的意见也可以一起讨论、申辩。在我被聘为审查委员的工作中，我很愿意听取教材编选者反馈的意见。教材应该是在平等的切磋和交流中不断提升质量。
在和人教社交往的日子里，我很珍惜，理解他们编选教材的经验和精神。他们对我的创作也很有帮助。我常常把他们修改选定的教材和原作对照着阅读，特别是我入选教材的作品，每一次的比照，都使我对于自己的作品和创作有新的认识。如切如磋，相携相助，这就是我和人教社交往的体会。（儿童文学作家 金波）
柳士镇：在人教社陪伴下前行
每每提起人教社，我都会产生一股温馨的感觉。
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于业务工作的需要，我关注了中学语文教材。此时的语文教材建设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国家教育部门允许有条件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遵照教学大纲精神以及稍后问世的课程标准指导思想编写不同教材，于是“一纲多本”的语文教材相继问世。“一纲多本”出版语文教材在当时属于开创性的重大改革，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通过审查、获准出版的多套教材中，仍以人教版教材因编写队伍力量雄厚，编写经验丰富，编写流程规范，编写质量上乘，反映出较为科学而稳定的水平，故而我们在使用时常常称之为“主流教材”并赖以为据。由此可见人教社在中学教材出版单位中的地位，以及人教社教材在基础教育界的影响。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不可不提的事，人教社2003年版《高中语文读本》第一册从我的学术论文集《语文丛稿》中收录了《浅易文言文界说》一文，该文主要从词汇、语法、体裁、内容与风格等五个方面对浅易文言文作出界定，首次拟定判断浅易文言文的标准，受到广大中学师生与语文教学研究者的欢迎。这篇文章原本并非为解决中学语文教学问题撰写，但收入《高中语文读本》后又发挥了新的作用。我尤为高兴的是，终于有机会对一直陪伴我前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回馈自己的一点儿绵薄之力。
出乎我预料的是，2010年我从南京大学文学院退休后，随即又较多地承担教育部门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与高中语文教材的审查工作。审查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我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曾数次参与，后来因为事务繁杂等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来。2013年春，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聘请我参加中小学语文教材审查，对总共20余套现行教材进行复核，准备甄选出数套进一步修订后继续使用。工作尚未全部结束，中央决定终止多本并用的状况，改为统编一套全国通用语文教材包括义务教育教材与高中教材，于是审查专家又转而投入这一新的工作。旋即成立了第二届基础教育课程教材语文学科专家工作委员会，我当选委员；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后，又转任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从此，即与教材审查密切相关，工作也延续下来，从未间断。
这两套统编教材分别以人教社中语室与小语室为工作班底，再加上全国各地抽调的精锐力量，编写队伍实力很强，最终又由人教社出版，故而是人教社全力以赴的龙头产品。现在回想起来，工作中最为艰难的当数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审查，单是编写大纲就反复审查多次，然后是教材的初审、复审、终审、出版稿审查等一系列工作。统编教材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介绍知识时极为简明扼要，培养能力时着重强调实践，有层次地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教材编写几十年经验的继承与吸收，但对于日后的教材编写具有示范推广意义。据一线教学工作者的反馈意见看，获得一致好评，是应该坚持下去的好做法。
工作中最为费力的则是高中语文教材审查，由于义务教育教材审查中的编审会商制度具有实效，于是整个高中教材审查中大多利用这一方法。从教材指导思想、编写框架、样章，直到具体选文、课文注释、语文活动等，均采用双方会商的方式进行。因为教材投入使用是按照在读学生的学习进度逐年推进的，编写审查工作直到现在尚未全部结束。屈指算来，因高中教材而进京参会也已有一二十次之多。在高中教材审查中，最让我高兴的是，逻辑运用也纳入了教材。高中语文教学无论如何都要恢复逻辑的教学，高中语文教材中无论如何都要恢复逻辑的内容，这次高中教材从运用的角度专设一个单元进行逻辑教学，我不仅十分高兴，简直是极为兴奋。
连续多年参加教材审查，看上去是在为教育部门服务、为人教社工作，其实对我们自身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不只是在政治站位上，在思想觉悟上，即便是在专业水平、鉴别能力上，审查委员们也在相互切磋以及与编写组会商中屡得相长之益。所以我在标题中说，自己是在人教社的陪伴下前行，这绝非客套虚语，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柳士镇）
商金林：喜见老社长叶圣陶先生的精神在传承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上小学和中学时读的课本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可以说是读人教社的书长大的。数理化课本我大都忘了，记得最深的是语文课本，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金色的鱼钩》《老山界》，有的至今还能背诵，这些课文给予我的不仅仅是语文知识，还有思想情感的熏陶和为人准则的启蒙与引导，用当下流行的话说是“打了精神底子”。课文的作者让我敬慕，我对人教社的编辑也感恩在心。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把叶圣陶先生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对编辑乃至对人教社有了更多的认识。
人教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的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担任过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等许多重要的职务，可他谈起自己的职业时说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人们总以为他谦虚，其实不然。圣陶先生早在1921年写的文章《先驱者》就是专谈“编辑”的。
圣陶先生常说，编教材不能“拉到篮里都是菜”。从人教社成立之日，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16年间，圣陶先生在人教社主持选编的语文课本，对“选文”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使之真正做到“文质兼美”，“有裨于学生之诵习”，像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地板》、老舍的《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茅盾的《记梯俾利司的地下印刷所》等名篇，编入语文课本时都作了推敲。对选用的近代小说和古文，大多采用变通的手法，据原文进行改写，使之成为纯粹的口语，或酌加注解和提示，使之容易理解后才编入课本。圣陶先生展现出来的精神和所建立的规范，成了人教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教社第一、第二两代编辑人耳濡目染，对圣陶先生的记忆最深，这里列举他们写的几篇怀念文章：
蒋仲仁：《呕心沥血 全力以赴——为语文教学劳作了几十年》
张志公：《读其书，受其益，敬其人——圣陶先生永远督促我上进》
刘国正：《先生之长 山高水长——在人教社极严格地做教材工作》
王泗原：《一代师表 万流仰镜——四十年受知爱深》
张中行：《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记叶老重视语言和文风的二三事》
仅从标题就能看到，是圣陶先生的“范式”让他们“受益”，令他们由衷地钦敬。上世纪50年代，吕叔湘先生也曾在人教社兼任过副总编辑，他在《立身治事 长仰楷式》一文中引了他在圣陶先生去世后做的一副挽联：
交情兼师友，四十八年，立身治事，长仰楷式。
道德寓文章，一千万字，直言曲喻，永溉后生。
人教社韩绍祥社长该算是人教社人中的第三代，他们这一代人承前启后，以身示范，把圣陶先生精神发扬光大。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教社文化教育编辑室主任刘立德同志和编辑胡兰江女士，该是人教社第四代和第五代的编辑了。他们知道我在研究圣陶先生，就约我编撰《叶圣陶年谱长编》。在立德同志和胡兰江女士身上，也展现着圣陶先生的精神风范。他们看稿时逐字逐句仔细咬嚼，编辑加工、校对整理一丝不苟，需要修改的地方会很坦诚地提出建议。《叶圣陶年谱长编》和《叶圣陶全传》书稿中有几则较偏的资料，他们就要求我把“原件”拍下来发给他们核对；与此同时他们又很尊重我的意见，就连版式、插图和封面装帧设计也会和我商量，孜孜追求书的品位，力图做得尽善尽美。
立德同志是叶圣陶研究会副秘书长并兼叶圣陶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胡兰江女士是叶圣陶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去年10月，立德同志在人教社主持召开“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25周年座谈会”。我应邀与会并作了个很简短的发言，说的是某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谈的内容是“宋云彬日记里的课本编审者”。这篇文章对《宋云彬日记》所作的“摘句”式和“割裂”式的研究，有违史料运用，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的原则，结论有误。立德同志在会上就希望我把“发言”写成文章，以正视听。从立德同志“怂恿”我把“发言”写成“文章”，以及胡兰江女士提供《宋云彬日记》这些细微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他们这些编辑人也得到了圣陶先生的真传。出版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担负着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所以“像叶圣陶先生那样做编辑”就显得特别重要。编辑是“杂家”，是时代的“先驱者”。在隆重纪念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际，我真诚地向人教社的编辑人献上深深的敬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 商金林）
叶小兵：小记我与人教社的交往
2020年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周年，而我与人教社的交往，算来也有35年了。
我是人教社的学生
我从1978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直到2013年退休。而我的学术生涯，却有一部分是与人教社有关联的，这要从我读硕士研究生说起。
1984年，我校获批设置历史教材教法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当时是全国首个获得这一学位授权点的单位。第二年开始招生，名额只有一个，我很荣幸，考取了这一方向的研究生，师从齐世荣、于友西先生。齐世荣先生在规划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时，明确提出历史教材研究的课程一定要请人教社的教材专家来讲授。他邀请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苏寿桐先生开设“中国历史教材编写”、李纯武先生开设“世界历史教材编写”的课程。随后，我奉齐先生之命，到位于北京沙滩后街的人教社，向苏、李两位先生呈送研究生导师的聘书。开学后的前两个学期，我每周都要去人教社的家属院，分别到苏先生和李先生家里上课。
苏寿桐和李纯武先生是我国中学历史教材的第一代编撰者和审定者，也是我国中学长期使用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教材的奠基者。他们对于我的求学十分热情，每次到他们的家中，两位先生都是沏上热茶，寒暄数语，然后正襟危坐，开始面授。两位先生的教学态度极为认真，每次授课都事先准备了详细的讲稿，讲述的内容既系统又详细。聆听两位先生授课，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他们的史学功底扎实、教材编写经验丰厚，令我受益匪浅。我后来能够从事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与苏寿桐和李纯武先生的引路和悉心指导分不开的。
1988年5月，举行了我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出席答辩委员会的导师有齐世荣、苏寿桐、李纯武、黄一欧、于友西5位先生，苏先生是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在我的硕士论文通过答辩后，苏、李等先生还对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鼓励我继续努力。
所以说，我是人教社的学生，人教社的苏寿桐、李纯武先生是我的业师。他们对我的耳提面命，我一直铭记在心。两位先生驾鹤西归已很多年了，但我还时常怀念他们，尤其是我在他们家中喝着香茗、聆听教诲的情境，终生难忘。
我是人教社的常客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时常要去人教社历史编辑室，可以说是那里的常客。30多年来，除了我所任职的大学，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人教社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当时学会的名称是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学会的第一任理事长是白寿彝先生，第二任理事长是苏寿桐先生，于友西先生任秘书长。我协助于先生工作，担任副秘书长。有关学会的日常工作事项，一般是召开京津地区的常务理事会进行商讨，开会地点就在人教社。由此，我去人教社，主要是参加学会的工作会议，负责做会议记录。去的次数多了，也就与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各位老师都熟悉了。苏先生卸任学会理事长以后，理事长一职都是由人教社历史编辑室主任来担任，先后有王宏志、陈其、李伟科、许斌等同志。近些年来，学会的秘书长一职也多是由历史编辑室的同志担任，如许斌、李卿等同志。我一直是协助他们做些工作，共同推进学会的发展。我们这个全国性的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能够发展到今天，在全国中学历史教学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与人教社有着直接关系的。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去人教社则是与编写、修订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工作有关。当时教育部门组织修订历史教学大纲，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同志是骨干力量，工作地点也在人教社。我先后参加了初中和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修订组的组长是人教社历史编辑室主任王宏志老师，编辑室的其他同志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大纲的修订工作。我除了要去人教社参加修订工作会议，还与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们一起到外地进行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调研，搜集对大纲修订稿的反馈意见。由于常与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一起外出，同吃同住，相处日久，我与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同事，而且成为很好的朋友。
近10年来，我去人教社的次数更多了，这主要是与统编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有关。初中统编历史教材的筹划其实起步很早了，在2007年就开始运作。齐世荣先生担任教材的总主编，我协助齐先生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初中统编教材的编写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参加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一直参与这项工作，有的担任分册主编，有的担任责编。在教材的编写、审查、修改过程中，开了数不清的会议，很多次是在人教社开会。2017年8月，高中统编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启动，我是教材编写组成员及分册主编。高中教材的编写，时间紧，任务重，程序多，人教社提供了很多支持，可以说几乎所有工作会议都是在人教社进行的。有很多次教材编写会都要开上两三天，我们这些编写组的成员到晚上就住宿在人教社附近的宾馆，早上到人教社的地下食堂，排队自取早餐，然后再排队结账，俨然是这所大厦中的员工。这些年来，为了统编教材的事情，我不知跑了人教社多少趟，以至人教社大厦的门卫看到我来，常是点头放行，可谓是熟人相识了。
正是由于我参加了初中和高中统编历史教材的编写、培训等工作，真切地感受到人教社的领导及各部门的同志们对这项铸魂工程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统编教材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作为教材的编写人员，只是做了最基础的工作，而教材最终能够进入学校，则还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如编辑、制版、校对、审核、发行、培训、宣传、反馈等，这些大量的工作主要是由人教社组织进行的。可以说统编教材的成功完成，人教社的同志们功不可没。
30多年倏忽而过，回首我与人教社的交往，不由得感慨万分。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人教社培养了我，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平台，使我能够为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薄力。在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际，写下这篇小文，以表达我的一份心意，并衷心祝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今后有更为辉煌的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叶小兵）
樊磊：人教版教材亲历二三事
2020年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这在整个中国教育界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每位教育从业者，以及每位受过教育的人，都在人生的某个重要阶段与人教版教材相随相伴。
第一位影响我一生的老师就来自第一师范，她是我的班主任和钢琴老师，通过她，我也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人教版的图书。很多年后，我已经完全忘记如何读乐谱了，但一直保留着对钢琴音乐的喜爱。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老师几次带着我在北京景山东街原人教社办公地去找出版社的熟人，希望能帮助我搞到一套人教版高中教材，那时我正准备参加高考，找到的几本教材对后来能考上大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后来因为连续搬了几次家，我能带走的东西很少，上大学之前的所有书本都没能留下来。
我保留的出版时间最早的人教版图书是一套翻译自苏联的著名数学教材（那汤松《实变函数论》）。记得那是在上大学期间，在1981年5月的某个星期日，在北京王府井淘旧书摊时获得的《实变函数论》。
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淘到这本书的喜悦。这两本书加在一起总共才一元多钱，每本书的定价用圆珠笔手写在一个盖章的格子里。但当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十几元钱，决定买下这本书，特别是暂时还用不到的书，还是要有点儿决心的。
在我的记忆里，大约从1979年到1985年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批西方基础科学方面的名著翻译，许多译者或者已经是领域的名家，或者以后成为领域的大家。其中1980年出版的《数学分析原理》，由北师大赵慈庚教授等译自沃尔特·卢丁（walter Rudin）的原著第3版，这是对我个人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一本书：w.卢丁的《数学分析原理》。
在那个时代，大学里使用的数学教科书大多都带有浓厚的苏联风格，能找到的参考书更是少得可怜。平时，我们会尽量去北京其他大学找人家用的教科书，好像也有七八种吧，其中大多都是上世纪60—70年代英文著作的油印本，其中也有一些老师自己翻译的不完整译本，以手抄形式油印在一种带有黄色封皮的褐色牛皮纸上，能搞到这种“书”都会被视为珍本在一些同学中传阅。其实这种“书”真正看起来很吃力，字迹不清楚，有些地方油墨糊在一起，不但有味道，还要小心翼翼的，稍不注意油墨会蹭在手上、衣服上，里里外外都显得脏兮兮的。
卢丁的这本教科书以严谨宏大的体系、忠实雅致的译文和精美匀称的版式，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数学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经历的人一定不少），堪称是数学翻译著作中的经典。这本书在1980年只出了上册，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能及时买到下册，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大半年）几乎每个周末都早早骑自行车赶到北京王府井书店，经历饿着肚子苦苦等待开门的场景。这本书里的习题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儿大，而我又很不喜欢当时很流行的吉米多维奇的那套数学分析习题集（现在仍很流行），所以还特意买了几乎同时出版的另一套翻译的习题集，书很薄却也分上下册。这套小书的原版是两位德国作者编写的，与卢丁的书应该没有什么关联，两者甚至都不是用同一种语言写的，我却发现两者的体系非常接近，内容上有很多互补性，联合使用堪称“绝配”。这也是人教社在1981年前后出版的一套题解书。
若干年后，我在大学里也陆陆续续教过几年本科和研究生的数学分析课，有几次使用的教材就是卢丁这本书的中文新版本，这是由另一家出版社在英文原第3版人教社原译的基础上重新排版印刷的。但我不喜欢新版的排版，所以几乎没动过新版图书，每次有需要时我还是去翻看人教社的老版。
另一本给我带来终身影响的书也是人教社在1981年出版的，即H.西蒙斯著、张理京先生翻译的《微分方程——附应用及历史注记》。这本书我并没有全部读完，但其优雅的阐述风格和行云流水般的翻译，加上充满逻辑庄重感的公式排版给我留下异常愉悦的阅读体验，特别是分散在正文中的数十个简短的“应用及历史注记”，包括一些著名数学应用的例子、十几位著名数学物理学家的传略和典故逸事等，短的只两三页，长的可达十几页，这些小篇章是我的最爱，反复读过很多遍。这些材料成为我后来20多年里从事数学和计算机教学时的“养料库”，书中引用的格言经常在课堂上张口即出，该书也开启了我对数学史及数学教育的终身兴趣。这本书的封皮是那种绿色的、表面有浮起颗粒状装饰及保护层，类似一种软精装。因为翻阅次数太多，在书的封面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月牙形磨损痕迹。这本我十分珍爱的图书在2004年搬家时不慎遗失。
在我的心目中，人教版图书的数学排版是能代表教科书质量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为中文理科图书树立了版式标准。优雅匀称的排版既是对作者及学术的尊重，同时也能带给学习者赏心悦目的感受，而丑陋畸形的公式符号则会损害数学协调和美感，大大降低读者的阅读体验。可惜的是，至今仍有个别出版社不重视数学排版。我在2015年曾经购买过某出版社重印的几本经典科学著作，翻开看后颇有上当受骗之感，遂以压箱底废纸处理之。在word和LaTex的时代，我们的排版系统在思路上保守自封，是导致大量优秀中文教育和学术出版物难以参与国际竞争的间接原因之一。如今，以自媒体和Markdown为代表的新出版时代已渐露端倪，衷心希望人教社继承传统，带领中国教育学术出版业抓住机遇，再创辉煌。
2017年，我加入高中新课标信息技术课标组，参与了《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修订工作，在组内人教社同仁的大力推荐下，我非常有幸成为人教/中图版新课标信息技术教材的总主编与作者，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信息技术编辑室一起，组织全国的优秀专家、教师共同完成新教材的编写工作，了却了我一个多年夙愿。在历时两年多的艰苦工作中，人教社信息技术编辑室的编辑积极协调沟通配合，理解学习新课标理念，设计教材框架结构，执笔编写教材内容，并完成编校工作，展现出人教出版人超强的解决问题能力、对教材编写一丝不苟的态度和扎实全面的业务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教材得到国家教材委员会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可，并顺利通过审查，也使我对未来与人教社的合作充满信心和期待。
借此机会祝贺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也衷心感谢人教社领导、编辑、作者及合作者对我的帮助、教诲和引领，期望人教社未来更美好。（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樊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