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1960年, 我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 因为受上海市劳动模范、我的班主任孙钟道老师的影响, 我也想当一名像孙老师那样的好老师, 成为一名教育家。于是, 我在填报高考志愿时, 把23个志愿全部填写了师范, 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第一志愿北京师范大学, 成为教育系首届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为什么要选学心理学? 其实我当时对心理学一窍不通, 只是朴素地想到, 当老师必须从学生心灵入手。在我朦胧的认识中, 心理学似乎就是一门研究心灵的学问。今天,“林崇德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就体现了“教育”和“心灵”这四个字。
1965 年, 是中国心理学从初步繁荣走向全面停顿的转折之年, 也是我大学毕业之年。学习了5 年的心理学已无用武之地, 我被分配到北京从事基础教育, 先后在 所基础薄弱校任教, 一干就是13 年。可能受当年的“志愿”影响, 我对当中小学教师无怨无悔, 全身心投入: 当好班主任; 教好课; 做好校办厂厂长; 主持好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在这13 年的基础教育工作中, 我最大的感受是: 教书育人是有规律的, 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架起师生之间的心灵桥梁。应该说, 我这13年干得不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 即1977年, 在教育走上正轨的时刻, 我被评为北京市朝阳区优秀教师。1978 年,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恢复招生, 但心理学教师极端缺乏。母校想起了当年的“好学生”, 要调我回母校重操旧业。为振兴中国心理科学, 时代呼唤我归队, 我只能含泪离开已让我深爱的基础教育界。在回母校时,我带回了5篇在中小学工作之余收集数据并撰写完成的研究报告, 涉及聚焦先天与后天关系的心理发展规律的双生子智能与性格研究、儿童青少年数学能力发展及其思维结构的研究、品德不良中学生心理追踪研究等。经我恩师朱智贤教授(以下简称“朱老”)的推荐, 我竟然成为1979年中国心理学会恢复活动后首次学术大会上的报告人之一, 我报告的主题是智能发展及其结构问题。我对品德研究的论文则由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徐联仓先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彭真同志(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推荐, 彭真同志责成教育部等单位为我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该文成了我的成名作。虽然这些作品在今天的“文集”中已显示不出水平, 但毕竟是我对教育与心理学研究的开始。在这初入杏坛心灵的交响乐中, 我深深地体会到三点: 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 它是基础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中小学是一块心理学研究难得的实验宝地; 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将成为我终身研究的重点。
对一个高校教师来说, 他的成长离不开师长的培养; 而他自己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又是衡量其素质的根本标准。我的“文集”体现了上靠恩师、下靠学生的一种传承。我的心理学功底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的老师们给的。当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名家多, 按照专业课程的开设次序, 彭飞、张厚粲、朱老和章志光等教授先后给我们上课, 可以说我今天的讲课风格是他们讲课特点的综合体现。当然, 对我系统培养、扶植的是我的恩师朱老。朱老是一位学术大师、是中国发展心理学的奠基者, 他对我人品上的最大影响有两点: 一是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党的热爱; 二是他的创新精神。如原杭州大学老校长陈立教授给朱老一封信中所言,“新中国成立后, 心理学界能就一方面问题成一家之言者, 实为少见。老兄苦心深思, 用力之勤, 卓有硕果, 可谓独树一帜”。“文集”不仅反映了我对朱老事业的继承, 也展现了我的具体研究。从思维认知到品德社会性, 从非智力因素到心理健康, 从教师心理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等等, 我的研究内容来自自己的课题, 我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和科技部等20 多个大大小小的项目。谁来操作完成呢? 是我的弟子们。在科研中, 他们展示了品格、智慧和才干, 使我萌生了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之信念。我的学生俞国良教授鼓励我创建一个学派, 我说已经形成了。从朱老到我, 从我到董奇教授,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较庞大的团队, 我们围绕着教育与心理发展的主题, 做了许多颇有影响的心理学科建设工作, 是否已成为与众不同的学派, 我不想妄加评判。我的“文集”只不过是这个团队的一部分成果。有人问我, “文集”有什么特点? 我不想对它做过多的自我评价, 只是想表达我在追求“六个坚持”。
一是坚持走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道路。心理学是科学, 科学无国界。但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 人的心理往往又打着文化的烙印。中国人的心理既具有全人类性,又体现中华文化的特点。因此中国心理学必须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 着力走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路子, 在指导思想、学术体系、研究方法、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当然是我的理想, 尽管现实离理想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我坚信, 通过几代中国心理学家的不断努力, 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而“文集”正体现了我在心理学研究中国化上的一些努力: 努力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努力借鉴国外理论方法的同时, 积极地挖掘本土的智慧与方法论; 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我深深地体会到, 越是民族的东西, 越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 即越能走向国际, 实现国际化。
二是坚持科学的精神。什么叫科学? 它是指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辞海》定义)。从我1960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心理学那天算起, 正好是一个甲子, 我和心理学打了60 年的交道, 我热爱几乎用毕生来研究的心理学。我懂得在心理学研究中科学精神的重要性。“文集”则体现了我在心理学研究中重视的几个原则: 重视实事求是、注重客观标准、相信事实、强调实践, 主张在中国实践中研究心理学; 重视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作为研究心理学的方法, 不仅要运用心理统计学, 还要涉及模糊数学和数理逻辑, 这应该引起我们心理学界的注意, 至少它是一个方向, 因为心理现象具有模糊性, 讲究范畴, 惯用推理; 重视国际化, 强调开放体系, 尽管我走的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道路, 但我从来不否认同国外交流, 也从不承认终极真理; 重视科学的自由探索, 我们这代心理学学者, 曾经历过对某种心理现象研究的禁区, 我提倡中国心理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有一定权威的心理学家更要谦虚谨慎, 聆听各家的意见, 切忌盛气凌人、以势压人、一人说了算。
三是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我出身贫寒, 从高中到大学, 都是靠人民助学金维持生活、完成学业的。我的座右铭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我的最大信仰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应该是我们的根本意识形态, 是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因此, 我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对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对这个观念, 我是不会动摇的。而“文集”也体现了这种观点, 尽管我做得还不够好。我赞同唯物辩证的心理发展观: 和任何事物一样, 心理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引起这种心理发展变化的有外因也有内因, 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心理的发展变化, 既有量变又有质变, 量的积累是质的发展变化之基础。与此同时, 我也赞同辩证唯物的心理反映论, 即我协助恩师朱老提出的实践反映论, 它强调实践反映人的认识, 具有决定性、社会性、主体性、发展性、能动性和系统性等特点。
四是坚持系统的原则。受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以及现代系统论的影响, 我比较喜欢整体性或系统性的原则或原理。事物是以系统形式存在的有机整体, 是由要素以一定结构组成的, 是具有不同于要素功能的系统, 是由不同层次的等级组成的开放系统, 它处于永不停息的自组织运动之中, 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个原则给我两点启发: 人及其心理发展是一个系统或一个有机的整体; 任何一项心理学具体研究都是一个整体或由各种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这个原则促使我追求系统整合的心理学观。“文集”正体现了这个原则。系统观使我懂得教育与心理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一个多历程、多形态、多成效、多争议的自然和社会现象; 系统观促进我构建了诸如思维结构、品德结构和学科能力结构等心理学知识体系; 系统观成全我完成20 多项重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项目。
五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既是我们党和国家倡导的三大工作作风之一, 又是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一种良好风范。在我从事的心理学与教育学界,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朱老一贯的主张, 也是国际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例如, “生态化运动”“教育行动研究”等, 是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强调在活生生的自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中, 研究被试心理特点的取向。因此,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它使我懂得: 没有心理学理论的指导, 就不可能深入研究一系列相关的现实问题, 即使研究了也水平有限; 如果没有扎实的实践基础, 研究了半天也是空泛无味, 没有应用价值, 也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创新价值, 更重要的是广大老师、百姓不买账, 所以我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不偷懒、不懈怠。而“文集”则体现出我在这方面的收获。如果说今天我在心理学界与教育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是因为我在大大小小的项目研究中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作风。我还要指出的是, 我的不少课题成果汇聚到“文集”中, 靠的是众弟子的力量、团队的力量、各相关课题组的力量!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董奇和申继亮等教授的辛勤投入, 没有他们, 哪能有在全国26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坚持20 多年(1978—2002 年) 的学习与发展、教育与发展的实验研究。从这些研究中获益的中小学教师超万人, 学生超过30 万。
六是坚持作品的独立性。“文集”由2本论文(上、下)选和11 本著作组成, 构成12卷, 除了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有合作的成果之外, 11 本著作都是“独作”, 因为我不想收集合著、主编作品和译作。只有“独作”才能更好地代表我的观点。“文集”终将出版, 让我衷心地感谢最关心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 感谢我的好友、著名书法家启骧先生为“文集”题写书名, 感谢协助我搞科研、出成果辛苦付出的每一位团队成员和课题组成员,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及相关的编辑们(我在各卷中将向具体人员致谢)!
著者
2020年4月20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林崇德文集（全十二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