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有一个贫困村——瑶寨河边村，位于海拔800米的山谷。2012年，河边村被政府列为重点贫困村，成为整村推进和精准扶贫计划支持的村庄。
2015年1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教授团队进驻河边村，在政府支持下展开河边村深度性贫困综合治理实验。李小云团队提出充分利用河边村的气候资源、雨林资源和瑶族文化资源，打造集小型会议、休闲、康养和自然教育等为特色的新业态产业。在开发复合型产业的同时，将村庄美化、厕所革命、厨房革命，以及会议、餐饮等设施建设纳入贫困综合治理工作中。
2018年，河边村整体脱贫，当年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2019年，河边村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户均收入由2015年的2万多元提高到2019年的5万多元。
在近几年的扶贫工作中，李小云将自己的实践与思考整理成“河边随笔”，以发展的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重点关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嬗变、社会文化变迁及贫困问题。
如今的河边村
我喜欢在村里盖房子
我在河边村的扶贫是从房子开始的。我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可以住的房子，我和村干部转遍了全村，终于找到一座废弃的几乎要塌的木楼。我决定把这里作为我的住所和办公室。于是，村干部和村民一起把这栋房子拉直加固，成为我与学生在河边村生活工作的场所。到了冬天，木楼依旧到处漏风，也没有洗澡和卫生设施，即便如此，相比其他村民的房子还是好很多。
河边村在脱贫攻坚中被列为易地搬迁村庄，按云南省规定，每户可以获得6万元和20年无息建房贷款，贫困户还可获得4万元建房补贴。我与政府协商，将河边村易地搬迁资金与危房改造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等进行整合，为每户修建安全住房时对全村进行统一规划，将农户安全住房建设成为保留瑶族文化特点的杆栏式民居，同时在每户民居内建设一间嵌入式“瑶族妈妈的客房”，用于接待外来客人。我们还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到该项目的建设资金，以及厨房、卫生间、村内会议设施等其他村内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
乡村的社会韧性很强，虽然一开始由我主导房屋建设，但最终成型的房子其实都是村民按照自己的想法盖好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一个试图改造村民的人变成了被村民改造的对象，也从一个教育者变成了乡村的学生。
河边村的房子盖起来了，房里也嵌入了“瑶族妈妈的客房”，让自己居住的房子还能产生经济效益。然后，我又开始推广厕所和厨房。我跟村民说，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就像一个村庄的灵魂，没有干净的厕所和厨房，即便房子很大，也不会有人愿意住。整个过程中，我还注意保留瑶族的文化特色。
乡村的韧性并不是排斥学习，我们需要为他们找到一条合理的路径，对待乡村，我们要温和一些，这种温和性就是实践层面的文化自觉。
普遍存在的经济困难让很多人不愿留在乡村，如果连能吸引人住的房子都没有，乡村可能会衰落得更快。人是社会的灵魂，乡村没有人就没有灵魂。房屋是乡村物化存在的灵魂，人与房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设施。其实不仅是乡村，城市也一样。
农民出去打工挣钱回村盖房，居住环境和功能却并不如意，很多农户过几年又拆了重建，造成辛苦积累的资本轻易流失，如果合理规划，妥善保留村中文化，让房屋变成承载村庄历史文化的载体，房子就会成为振兴乡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
李小云在河边村盖房子
我成了河边村的学生
经过多年实践，首先河边村的景观发生了变化，感官性的贫困彻底消除了，之前看上去破破烂烂的景象消失了。其次，村民基本生活条件如水、路、住房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然后是社会经济层面，村民收入有了很大提升，村里建起了幼儿园，外来者对村庄的影响力增大（例如普通话在村中逐渐普及），等等。最后，在社会政治、乡村政治层面，乡村原有的结构、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调整，新型产业（如“瑶族妈妈的客房”）带来技能、认知等各方面的改变。
在河边村的实践中，我最大的收获，在于对我个人、我的学生、我的助手的较大改造。我们从研究者变成了学习者。以前，我们总认为可以对乡村进行深入研究，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很难去研究村庄，而是逐渐变成了村民的学生，每天都在向村庄学习，让我们不断发展进步，这是村庄实践带给我们的巨大收获。
乡村的亲缘、地缘、结构并不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其中的关系较为复杂。乡村人口结构的韧性、对现代化的回应和吸纳，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我们看到他们对现代化、对改善生活、对进入现代社会的强烈愿望、动力和激励，也看到他们在结构陷阱中挣扎，看到一些制度性的约束，等等，在这些方面的学习收获都很大。特别是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一过程对培养年轻人才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外部支持过多，就会出现“慈善过度”。所以，我一直强调“轻慈善”，对大规模的慈善行为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尽管小心慎重，但大量资源的进入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和教训。外部干预如果把握不好度，将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关系产生较大影响。
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
首先，人是第一要素。村庄如果人丁兴旺，且有年轻人愿意为村庄建设出力，这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我在河边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村里的年轻人，带着他们做规划、修路、铺砖，让他们学会使用电脑、开具发票等技能。有了这样一批年轻人才，其他各方面会慢慢发展起来。
其次，是村民主体意识。在乡村，村民是主体，他们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其文化也应被欣赏和支持。如果在乡村盖的最好的房子不是村民所有，就无法体现村民的主体性，村民感受不到主体性，就很难愿意留在这里，就会从村庄走出去。
第三，要建立乡村的现代认知。我们将负责“玉林瑶家妈妈”运营的团队按现代企业制度来设置，让几个年轻人分别担任CEO、CFO和CTO，目的就是将一些现代认知对接给乡村。我们希望乡村实现现代化，村民也有相同的愿望。只有这样，年轻人才愿意留在乡村就业，甚至返乡创业。
乡村的核心是这里的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因此我认为，乡村振兴并不是让所有村民都留在村里，而是留下那些有意愿留下的人，如果都留下来，反而不利于乡村发展。我认为，乡村振兴需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城市化，适当减少乡村数量，但这需要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
乡村建设另一个重要意义，不是改变村民的认知，而是改变我们的认知，改变城里人对乡村的认知，试着去了解他们的文化，让乡村文化更大程度地被接受和欣赏。我们要在传统里给现代人一个落脚之处，如果没有这个落脚处，现代人就很难进来，也就不能欣赏传统，从而去保护传统。只有真正达到城乡融合，才能成功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需要产业，而且是新型产业、新业态，要将传统和现代对接融合，才能体现最大价值。在社会创新过程中，需要解决很多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这不是引进一个水稻新品种就能完成的，需要集聚全社会的力量。（作者 李小云 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留学德国、荷兰供图|中国农业大学）
来源：神州学人（本文节选自2020年第10期《云南河边村扶贫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