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在国际组织职员现状，各部委、高校及社会组织现有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梳理，结合欧美及日韩等国对于本国人才的培养政策，提出我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应做好中长期规划、建立专门智库及师资团队、拓展渠道及加强政策保障等方面建议。
国际组织作为制定国际规则、协调多边事务、分配国际资源的重要平台和全球治理的重要阵地，其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关注，各国培养推送优秀人才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以创造机会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以适应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的要求。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力量。如何高质量地培养更多全球治理人才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具有战略性、开拓性、紧迫性意义。
我国在联合国的国际职员现状。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19年至2021年各成员国会费分摊比例预算，中国的分摊比例（12.01%）排名超过日本（8.56%），升至第二位。虽然缴纳了高昂会费，但目前我国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中，任职人数较少且职位偏低。联合国按照会费因素、人口因素、会籍因素三大指标来分配职员比例，2017年，中国会费增加到7.9%，人员配额可达222人，但实际任职人数仅有81人，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排名最末。[1]此外，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主要担任职位以翻译、会务、后勤保障为主，中层管理人员非常匮乏。[2]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积极地开展公共外交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我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人才培养并非一蹴而就，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完善的国家教育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近年来，国内从部委层面到高校层面均开展了国际化、多语种、跨学科的众多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
自2015年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连续主办9期面向中央国家机关的国际组织后备人员培训班，为学员参与国际组织竞聘提供理论及应用型指导，并与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合主办面向社会及高校群体的中国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培训班，至今已举办9期。商务部、农业部等部委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签订备忘录，进一步推动人才输送与合作。教育部已举办3期推送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工作培训班，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2019年在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基础上增设了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首批共有14所高校17个项目入选，进一步加大定点、专项培养力度。此外，中国科学院、国家原子能机构分别针对科研系统及核工业系统的国际职员后备人才举办培训班，为有志于加入相关机构的学员提供有效信息渠道，加强我国专业领域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经过对国内高校初步调研，以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及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代表的外语类院校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次上开展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
北京大学依托学科优势设立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硕士项目、“燕京学堂”项目等国际组织专业人才培养方式，探索相关学科、学位交叉培养方式。浙江大学通过学生国际化能力培养基地、国际组织实习就业战略指导平台，创设“全球治理周”“全球治理论坛”“全国高校国际组织菁英人才大赛”等实践品牌，构建“培养—实习就业”发展闭环。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托多语种优势，2010年起实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硕士项目，采取“1+1+1”培养模式，专门成立国际组织学院，培养国际组织需要的语言+专业双复合型人才。上海外国语大学卓越学院开设多语种国际组织人才实验班，并以高级翻译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契机，与联合国纽约总部签署上海外国语大学与联合国整体合作的框架性备忘录，推送学生赴联合国组织实习。
美国：充分开辟大学培养实践的阵地。尽管国际职员的专业背景需求多样，国际关系专业是其中最具典型性及具有紧密联系的代表，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成效。据闫温乐等[3]对美国10所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课程的研究来看，美国的大学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上契合国际组织关注方向，以乔治·华盛顿大学为例，每个学生在选择某区域性研究作为研究重点领域后还需结合研究某一全球性议题；注重解决问题的真实能力，如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顶石”工作坊要求学生建立小型咨询团队，为外来客户各类项目提供真实服务；注重利用人脉资源，如马里兰大学的“午餐计时器（Lunch-Timers）”活动，为学生提供与来自不同领域国际组织官员以午餐形式交流的机会。此外，国际职员的教育背景常有一定交集，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中大部分来自哈佛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由此可见美国各大学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输出上发挥的显性及隐性影响力。
瑞士：制定针对性强的“国际组织青年职员培训计划”。瑞士作为中立国，多个国际组织在此设立总部及办事处。得益于其浓厚的国际组织驻地氛围，瑞士联邦政府明确表示国际组织的存在与其外交政策利益相关。其推出的“国际组织青年职员培训计划”由多项针对某个国际组织所需人才专项培训计划组成，如专为联合国总部及其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航天局等输送人员的专项计划。此外，瑞士外交部对有意愿成为国际职员的大学生提供线上及线下专业辅导，定制培训课程及方案，提供本国政府及大使馆实习岗位，并推荐至联合国总部及其他机构实习。[4]同时，瑞士政府积极申报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委员会的成员国，并主办各类国际会议，派遣国际组织专家团成员，创造条件让青年人才在国际组织中崭露头角。[5]
日本：灵活运用JPO派遣制度。自1974年，日本外务省国际组织人事中心开始施行“初级专业人员（JPO）派遣制度”，1974年至2014年累计派遣1400名JPO，取得显著成效。[6]几十年间，日本政府对JPO派遣制度施行了提升派遣级别、“以职位为中心”招募等改革举措，将争取国际组织职位的成功率升至70％左右，被视为日本政府加强国际组织人事布局最切实有效途径。到2018年末，日本各级别国际组织职员累计人数分别为P2级别75人、 P3级别252人（均包含 JPO 派遣人员）、P4级别276人、P5处长级别160人，各级别人员稳定增加。[7]同时，日本外务厅联合各省厅针对相应国际组织高级别职位选举设立对策委员会，积极联络，做好合适干部的选拔培养及推荐。近年来，日本政府已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纳入高等教育改革，双向推进“国际化基地建设（Global 30）”项目及有37所高校在内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8]
韩国：借助重要岗位、重要人士提升影响力。上世纪90年代起，由韩国外交通商部牵头，成立国际组织人才中心，专门负责选拔输送人才及相关统筹工作。2007年-2016年，以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为契机，韩国政府借助其直接或间接影响力，整合优化国际组织人才选拔培养方式，通过各种方式及渠道，稳步、有效地将韩国籍职员输送到联合国在内的各类国际组织。据其政府公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韩国籍职员在58个国际组织机构的任职人数高达852人，比2006年（245人）增加了607人。其中，高级别官员在2015年数量为50人，比2006年（30人）增加了20人。[9]
近年来，中国在培养和推送全球治理人才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数据，2019年通过国际组织实习项目于当年度派出逾300人，相比2015年全年度派出23人增加了10余倍；截至2020年11月底，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已累计派出上千人赴200余个国际组织实习。随着培养和推送全球治理人才工作的不断深入，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存在如下问题：国内干部及后备人才缺乏国际组织相关工作经验或经验较少，履历与国际组织招聘要求不匹配，到国际组织任职难度较大；国际组织在人才选拔及聘用上遵循公平性原则，对于签署合作备忘录比较谨慎，后备人才的输送机制难以常态化；国内对国际组织、国际职员宣传力度不足，部分高校对国际组织人才职业发展规律的研究与认识仍有进步空间，亟需完善人才培养及推送流程。笔者根据近年来国内外针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研究报告及会议资料，对我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从欧美及日韩国家对于国际组织的重视程度及人才培养情况来看，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及储备应当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加以投资。
目前，高校和社会未形成相应氛围，国内大部分学生由于缺乏对国际组织、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充分了解，使有志于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学生意愿不够强烈。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及推送应从推荐策略、能力提升和项目资助等方面构建一套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及输送需要依托平台，欧洲诸多城市均是国际组织驻地，如日内瓦、维也纳、罗马等，吸引着全球关注教育、科学、气候变化等议题的目光。中国可参照瑞士及韩国组建国际组织公关团队的方式，举办高端国际论坛、大型赛事等活动，发挥驻地比较优势，将国内名城发展成为国际组织驻地。
第二，建立专门研究智库，加强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
欧美国家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中国由于各种原因，参与国际组织历史较短，对国际组织整体研究不足，缺乏对其运行机制、人才选拔标准和程序的了解。[10]因此，亟须集中国际组织研究力量，利用高校及社会资源，建立国际组织及全球治理相关研究智库。同时，引导及推荐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以短期顾问等方式赴国际组织兼职、挂职，从而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系及合作。
此外，高校应积极聘用在任或已卸任的国际组织官员补充师资力量，加强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在邀请国际组织官员举办专题讲座的基础上，设立专门教研组，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外高校学习人才培养经验，结合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客观需求，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思，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方案。目前，国内已有的国际组织人才培训教材较少，内容碎片化、不成体系，且缺少实际操作及研究案例。北京大学目前正在录制国际组织理论及实务相关的精品课程，建议在国内高校进行推广。
国际组织高级官员普遍具有多国教育、工作背景，具备语言优势、跨文化适应力及实际问题解决能力或者是某领域的专家。因此，短期来看，要提前选拔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学子，给予其专业化、定制化的培训，对已有海外学习经验的优秀青年，要加以推荐引导至国际组织和相关机构实习，积累经验；长期来看，要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国家留学基金委已与联合国和平大学、国际劳工组织都灵培训中心等签署合作协议，选派有志于进入国际组织实习或任职的青年学生赴该校深造。
提高进入国际组织任职的就业竞争力，一次“实习”或“选派”是不够的，只有兼具多次国内和国外的任职经历，才能脱颖而出胜任国际组织岗位，调和全球利益与国内诉求。[11]我国已经开始建立健全国际组织人才引入和派出机制，各部委及国内高校正联合探索建立人才“旋转门”制度，以期打通国内任职和国际组织任职的通道。
目前，国家已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如《教育部关于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工作的通知》、国家留学基金委《国际组织实习项目选派管理办法》等。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国际组织招聘周期过长、偏远国家地区奖学金资助发放不到位、学生实习回国应届生身份难以认定、京沪高校毕业生实习期户档较难存放等问题。因此，对于在国际组织中实习、工作的人员，应进一步健全其保障机制，加强关心关爱，建立学习交流平台，加强后续培养及追踪，提高履职能力，使其能够适应当前和长远需要，为不断变化中的国际组织、多边外交和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培养全球治理人才是新时代一项重要任务，应当从战略角度去看待。目前，在人才培养政策、教学和实践等环节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应通过多方渠道、多重举措进行完善，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作者系浙江大学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浙江大学学生全球治理协会指导老师）
参考文献：
[1] UN General Assembly Secretary-General.Composition of the Secretariat: Staff Demographic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72/123][R/OL].(2017-07-11). [2017-09-20].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300996/files/A_72_123-EN.
[2] 刘宝存, 肖军.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与改革路径[J]. 高校教育管理, 2018, 12, (5).
[3] 闫温乐, 张民选. 美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经验及启示——以美国10所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课程为例[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10).
[4] 叶建忠. 瑞士争取国际组织职员职位和培养国际职员的主要做法[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13, (7).
[5][8][10] 郦莉.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及中国的培养机制[J].比较教育研究, 2018,40, (4).
[6] 王玲. 日本在国际组织中的人事布局分析[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15, (30).
[7] 丁红卫. 日本的国际组织人才战略[J]. 国际论坛, 2020, (4).
[9] 朴光海. 韩国培养和输送国际组织人才的策略及启示[J]. 对外传播, 2019, 270, (3).
[11] 何亚非. 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来源：神州学人（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