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摘 要：当前，沿袭“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的逻辑，“双一流”建设高校也被“身份化”。现有政策框架下，一所学校有一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学校就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这种政策设计强化了高峰学科的重要性，使原来属于单科性大学的高校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占据优势，客观上抑制了大学的综合化。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那些在一所非一流的高校里“一支独秀”的学科很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那些只在极少数学科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学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显著特征是植根世界一流大学，而世界一流大学的显著特征则是诸多学科综合实力的世界一流。基于此，“双一流”建设应以大学的综合化为基础，不宜过度强调一流学科“点”的建设。
学科的发展与大学的发展高度相关。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以学科的发展为基础，学科的整体实力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学科的发展也以大学的发展为基础，大学的综合实力也决定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过程中没有捷径可走，所谓“点”的突破有时并非真的突破。大学和学科的发展需要遵循一般的规律。实践证明，在那些非一流的大学里，对某一优势学科无论投入再多的资源都无法成就真正的世界一流。极端情况下，即便把一个国家所有优势的高教资源都集中在一个学科上，也无法造就一个世界一流的学科；同样的道理，即便把一个国家的所有大学都合并为一所大学也无法建成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成长需要时间，更需要一流的学科生态系统。若没有一个良好的学科生态系统为学科发展提供支持，某个单一的优势学科的发展很容易遭遇难以克服的瓶颈。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一流学科大多成长于世界一流大学，而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定不止一个或几个一流学科，而是绝大多数学科都是世界一流。那些人们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拥有人类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最重要的学科，并且几乎全部保持卓越的水平。我国“双一流”建设现有的重点建设策略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资源汇聚在某些学科点上实现小的突破，如高被引论文和高被引学者数量的增加以及学科排名的提升等；但知识的创新受学科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制约，那些整体水平一般的大学，即便在某个一流学科“点”的建设上有所突破，也很容易被整个学校“面”上的低水平所制约或拖累，最终很难实现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虽然实践中不是每一所大学都可以或需要把所有或大部分学科建设为世界一流，但对于那些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来讲，有一点必须明确，即对于少部分一流建设学科点的重点建设既无法成就一流的学科，更无法成就一流的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经验表明：大学内部单一的优势学科很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朝向世界一流的大学需要设置人类最重要的基础学科，而且在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基础学科领域保持卓越的水平。对于那些并非致力于世界一流的大学来讲，学科的综合化也同样重要。统筹配置资源、综合提升各学科发展水平，有效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并始终保持学科建设的开放性，较之集中优势资源单独提升某一个学科的水平或排名，也更加有利于大学和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大学为什么要综合化
在知识层面，大学是学科的综合体。每门学科都是知识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大学，多种学科。因此，在很多国家单科的高等教育机构一般不称之为大学。究其根本，多学科的共存共生可以使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相得益彰；反之，学科的分割和孤立容易导致智识之源的枯竭。大学适合于多学科共存共生，但不同时代、不同的学科拥有不同的发展潜力，其潜力的释放也需要不同的社会学条件。例如：古典时代为人文学科提供了宽松的思想环境，从而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神学、文学、哲学和历史学。近代以来，基于实验的方法自然科学获得了长足进展，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在20世纪末，人们认为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现在看来生命科学虽然至关重要，但在我们的时代与信息技术相关的科学无疑更加重要，并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活境况和所有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
基于不同的社会学条件，在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中世纪时，大学里处于最高等级的是神学，哪个大学在神学上领先，哪个大学就是最好的大学；但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哲学的地位显著上升，神学的地位被边缘化。与之相应，哪个大学拥有最伟大的哲学家，哪个大学就是最好的大学。19世纪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繁荣，哪个大学拥有最多的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哪个大学可能就是最好的大学。21世纪以来，虽然拥有科学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对于判断一所大学质量的好坏仍然至关重要，但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进步，科学的前沿已经开始向创新创业靠近。我们时代最好的大学不能只是通过基础研究以期待获得诺贝尔奖，还需要积极推动知识和创新成果向实践转化。就像以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型大学那样，通过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推动科技创新、与商界合作孵化企业等途径，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从大学和学科的历史来看，在不同时代的大学里有不同的学科居于领先地位。但现实中大学作为知识机构却汇聚了人类几乎所有的学科。大学不会因某个学科失去领先地位而彻底放弃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人类的知识进步是一个整体，缺少任何一个学科都是不完整的。在理性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人类的知识只能不断地丰富，而不能随意减损或抛弃。因此，即便今天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神学依然在大学里占有一席之地，仍然有学者在教学和研究，也仍然会有学生在学习。某种意义上，所有学科共处大学是由知识的本性和大学的本质决定的。不过，无论何时也无论何地，共处大学的所有学科并非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或一样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学科发展的社会学条件所决定的。理论上，每一门学科都是从不同视角对于知识整体进行探究，但在实践中学科一旦分化并制度化为不同的系科，经由学科制度的规训，每一门学科的从业者都会产生一种下意识的“冲动”，倾向于认为自己所研究的学科是最重要的或处于中心地位，进而滋生出一种学科自大的情绪，并对与本学科知识生产范式不同的学科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蔑视。
基于学科性质以及社会学条件的不同，在某个特定的时代，不同学科所能达到的高度、产生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异。一方面，我们不能以一个领先学科的标准来要求其他的学科；另一方面，非中心学科也不宜以中心学科的范式来规训自己。否则，学科将失去最为宝贵的多样性。由于知识之间的普遍联系，无论哪个学科所取得的突破都代表了人类在智识活动上的成就，都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其他所有学科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正如雅斯贝尔斯论述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所强调的那样，“个别人所能达到的境界，是绝不可能传达给所有人的。人的潜力的巅峰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在那时尤其巨大。然而个别人的变化，却间接地改变了所有的人。‘人之存在’在整体上实现了一次飞跃。”[1]与之同理，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而言，能够代表大学最高成就的只能是那些达到了时代巅峰的学科。大学必须清楚自己所处时代的中心学科是什么，并为之竭尽全力，力求实现根本突破。这就是方向的重要性，没有方向就没有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需要或必须将全部或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入到中心学科的建设上，中心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撑。中心学科可以为其他学科提供问题和尺度，其他学科可以为中心学科提供材料和手段。没有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协同和支持，中心学科也不可能取得大的突破。
因此，无论哪个时代为了保障中心学科能够代表人类取得智识层面上的重大突破，大学必须同时给予其他学科充分的关照，以使学科的协同创新和交叉融合成为可能。究其根本，学科的发展或科学的突破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今天具有优势的学科明天未必仍然有优势；今天看似弱势的学科也有可能因为某项突破性的成果很快成为优势学科。实践证明，“强大和弱小的院系可能混杂在一所大学里，并且院系的相对地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院系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是变化着的社会组织。今天，科学中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是在学术院系和传统学科之缝隙发生的，是在研究所、中心、跨学科计划和新兴的院系及领域中发生的。一个一流的物理系可能受益于一个较低级别的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考古学、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系，并且可能因为与这些相关领域的分离而消亡。”[2]因此，大学作为学科的综合体需要或必须保持在众多学科上同步发展并取得突破的可能，绝不能或不宜把精力和资源全部或大部分放在极少部分具有传统优势的学科上。为了保护或避免破坏大学作为学科综合体的生态系统，为知识创新留有足够的空间，政府对于大学的资助应惠及所有学科的所有领域[3]。当然，“应惠及所有学科的所有领域”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的平均主义，大学的综合化也不意味着大学在学科设置上要“大而全”或“小而全”，更不意味着在大学和学科建设中完全没有工作重点或中心，而只是基于对大学和学科发展规律的尊重及出于对知识“涌现”秩序和学科生态系统的权衡，相关学科建设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应以促进大学的综合化为基本原则，以避免不适当的政策干预可能破坏学科与学科间的生态平衡，从而阻碍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单科性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的比较
从学科构成上看，大学有两种不同的范式或传统。一种是单科性大学，一种是综合性大学。当然，所谓单科性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并非截然两分，而是代表着大学的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由于无法精确定义什么是单科性大学，什么是综合性大学，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单科性大学，也不存在完全实现了学科综合的综合性大学。很多的大学或者说所有的大学都处在单科性和综合性所构成的连续“谱系”中的不同位置。虽然从教育或人才培养的角度看，综合性大学显著优于单科性大学，但中世纪以来，单科性大学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时期还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直到今天，至少在名义上单科性大学仍然是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综合性大学相比，单科性大学的优势在于学科“少而精”。单科性大学通常以极少的学科作为教学和研究的对象，集中优势资源以使某一个或极少数的学科居于相对领先地位。由于学科的专门化程度高，在培养政府和社会需要的专业化人才方面具有显著的效率优势。因此，历史上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都不乏声誉卓越的单科性大学。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自中世纪以来，单科性大学在和综合性大学的范式竞争中就始终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单科性大学的综合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大学改革的趋势。究其根本，“现代大学远远不只是将各种高等教育的服务集合到一个屋檐下。这是一个生产中心，其中一个部门的研究将给其他部门的教学和研究提供补给。这种大学组织形式的创新使得其各组成部分之间技术互补的优势得到彻底利用。”[4]单科性大学适合于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在知识的融通和创新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从大学应提供“高等的教育”的理想出发，单科性甚至与大学的本质相矛盾。自纽曼以来，大学理念的核心就一直强调大学与人类普遍知识的联系。按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每门科学都是观察世界的一种视角，没有谁能够把握整个的世界。所有科学都是特殊的、专门的和专业的，但每门科学都属于没有界限的、必将相互联系起来的世界。……科学之间相辅相成。一门科学成了其他科学的材料。诸科学通过其使用的范畴和方法而进行分类，同时又相互关联。研究的无限多样性以及统一的观念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驱使着一方从一个领域走向另一个领域。……大学成了无所不包的科学活动的实验场。”[5]因此，在高等教育办学实践中为了体现大学在学科综合性方面的特殊要求，很多国家甚至在法律上规定单科性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能称之为“大学”。即便在那些曾给予单科性大学以合法地位的国家，其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多是临时性的而非永久性的抑或补充性的而非主导性的。
在前工业社会中单科性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尚处于范式竞争中，单科性大学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缘于国家的偏好或对某种路径的依赖；相比之下，在工业社会中单科性大学的合法性则是基于国家和社会对某些特殊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将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与具体的行业或工业部门相对应。在基于知识和创新的后工业社会里，随着学科之间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增加以及人才培养中对通用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关注，单科性大学的劣势愈发明显。除了军事类等极少部分特殊院校外，大部分单科性大学将转型为综合性大学。毕竟，学科的分类及其制度化完全是基于人的有限理性而进行的知识建构和社会建构。本质上，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彼此既相互分离，又高度依赖。单科性大学使某些学科在某些大学孤立存在，切断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普遍联系，不利于知识的融合和协同创新。美国“国家研究院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相关报告就特别强调，要“充分认识支持将研究型大学建成综合性大学的重要意义，使研究型大学的学科涵盖学术型学科和专业型学科的全部学科，使大学能够提供由知识和创新驱动的全球经济所要求的广泛的研究和教育计划。”[6]在未来基于知识的经济和社会情境里，任何单一学科的教学、科研都无法满足创新创业对于知识和人才的需求，单科性大学将加速向综合性大学转型。与单科性大学相比，在综合性大学里通过不同学科的知识的汇聚和融通可以显著提高创新的概率和创业的可能性。
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如果说“苏联模式”以单科性大学（学院）为显著特征，那么“美国模式”就是以综合性大学为显著特征。在“苏联模式”下，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对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综合性大学被强行按工业部门和行业的需要进行分类和定位，大量单科性大学（学院）应运而生。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吸收了欧洲高等教育模式的精华，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美国模式”下，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均以多学科为基础，以综合化为目标，强调学科间的融通和交叉。美国虽然特别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但服务的途径是大学自身基于高深学问的教学和科研，而非直接设置大量与工业部门或行业相对应的大学或学院。在分权和多样化的体制下，美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综合性大学构成了一个看似无序实则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在综合性大学范式下，一所大学就可以提供不同学科专业和不同学位层次的教学和科研。正是凭借着这种组织和制度优势，美国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和学术的中心。按乔纳森·科尔的说法，“美国的大学在二战以前并未受到国际学术界和科学家的广泛尊重，二战以后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因此而跻身于世界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列。”[7]与美国以综合性大学为主导的高等教育系统相比，“苏联模式”下的单科性大学（学院）完全或主要是适应计划经济和特殊政治体制的需要而人为设计的，不符合大学的内在逻辑。最终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单科性大学（学院）也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单科性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的范式竞争中，综合性大学无论在教学、科研还是社会服务方面均占据绝对优势。时至今日，那些世界顶尖的大学绝大多数抑或全部是综合性大学。例如：在软科2019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00的大学中，其世界一流学科分布在全部的五个学科领域的大学占63%，分布在四个学科领域的大学占16%，分布在三个学科领域的大学占14%，分布在三个学科领域及以上的共计占93%。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高等教育系统以单科性院校为主导。改革开放以后，那些带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单科性院校开始通过去行业化向综合性大学转变。但近年来，随着“双一流”建设对于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视，部分原本已向综合性大学转变的单科性院校又开始尝试“再行业化”，重新选择集中全校优势资源重点建设某一与具体行业相关的高峰学科，尝试通过凸显行业特色、减少竞争对手，以争取入围“双一流”建设学科，从而使学校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2017年，在国家确定的14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2/3以上的高校曾经是单科性的行业高校。“双一流”建设作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对于高校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现有政策框架下，一个高校有一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就意味着学校成了“双一流”建设高校，从而可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丰富的资源供给。这种政策设计直接影响高校学科建设的策略，阻碍那些行业特色的单科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型。从政府的政策或建设策略上讲，“双一流”建设“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政策实施来看，过分强调“一流学科建设”有可能破坏大学内部的学科生态，使部分过去的单科性院校中止或放缓综合化的进程，转而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建设旧有的传统优势学科，以确保在“双一流”建设学科的遴选中至少有一个学科能够入围。从短期效果看，一所高校集中优质资源建设一个优势学科以争取或确保入围“双一流”建设高校，从而在“双一流”建设中获得政策“红利”，是“正确”的也是“理性”的选择；但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绝不能代表一所高校的办学水平。从长远来看，这种以单一学科为主的发展思路是以停止或延缓大学向综合性转型为代价的，不利于大学和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实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
基于大学的综合化推进“双一流”建设
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一流学科一定有其原因，但所有的事后解释都只是解释。解释能够揭示的只是事实，即一所大学或一个学科成为了世界一流。所有的解释既无法从理论上推论也无法从实践中证实其他大学或学科如果具备同样的条件是否也能够成为世界一流。事实上，那些公认的世界一流的大学或学科，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而持续存在和发展，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象征形式的学术声誉或组织传奇，而绝不是依赖于某一项具体的科学发现或培养了某一位杰出的人才，更不可能是在某个排行榜上某个指标的具体得分。不过，一流之所以为一流的这种“模糊”状况并非意味着大学和学科的发展完全无章法可循，而是说明大学和学科的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人为的干预或控制很少起决定性作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大学、不同学科对于卓越的追求及其实现需要完全不同的路径。无论在哪个国家，也无论哪个时代，在大学和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同样的外部条件或资源并不必然导致同样的创造性结果。由于卓越的无止境和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大学和学科的发展永远不可能存在充分条件。实践中能够做的就是发现哪些条件是必要的，并尽可能去完备。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而言，大学的综合化就属于这种必要的条件。我们无法保证综合性大学一定能够成为一流的大学，也无法保证在综合性大学里一定可以成长出世界一流的学科。但常识理性告诉我们，那些世界一流大学几乎全是综合性的。没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大学不可能是世界一流的；而如果一所大学不是世界一流的，其内部也很难成长或涌现出世界一流的学科。
从国际比较看，每个国家的大学都有每个国家的特色。有些制度安排甚至具有不可比性。近年来，为了便于通过相互比较精确地辨识出哪些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应运而生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事实上，基于文献计量的排行榜能够展现的只是大学在某些指标上表现得好坏，无法正确或真实反映大学的卓越程度。决定大学卓越与否的绝不是排行榜上的指标，而是大学背后的体制以及这种体制所蕴含的创新潜力。那么，如何判断一种大学体制的好坏呢？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其他国家对于一种大学体制的态度。如果各国高等教育改革都在学习这种体制，可以认为这种体制具有比较优势，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如果各国在高等教育改革中都在抛弃这种体制，可以认为这种体制是落后的，不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如果对于同一种大学体制，不同国家有不同选择，可以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尚处于范式竞争中。以此为标准，综合性大学较之单科性大学的优越性就不仅仅体现在大学排行榜上综合性大学居于绝对优势，更在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都在推进大学的综合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主要是学习“苏联模式”，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以单科性院校为主。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开始借鉴美国的经验，单科性院校的综合化成为改革的方向。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断调整，当前我国部分高校虽然从校名看仍然是单科性或行业性高校，但就其内部的学科设置而言，已经在朝向多科性和综合化转型。当然，由于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存在，单科性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时至今日，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在从单科性院校走向综合性大学的过程中我国部分高校仍处于“多科性”阶段，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仍然有不小的距离。尽管如此，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纯粹的单科性大学已经极少。有些高校即便从校名看是单科性的，但其内部的学科设置早已突破“单科性校名”的限定，实质上已经成为多科性或综合性院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高校虽然在学科门类的设置上或学科结构上突破了单科性的束缚，但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并未实现综合化。那些过去的单科性院校虽然增加了学科门类的设置，但在学校内部学科发展水平仍差距很大，优质的资源仍然集中于极少部分传统的优势学科。无论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还是一级学科评估结果来看，抑或参照第三方的学科排行榜，我国很多过去的单科性高校虽然在学科门类的设置上转向了多科性或综合性，但其学科发展水平仍很不均衡，在很多高校往往只有一个或两个学科较为突出，大部分学科的发展水平与学校自身的层次和地位不相匹配。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例，有77所大学只拥有1个一流建设学科，而这55%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又有接近半数高校的一流建设学科是通过“自定”方式获得。此外，“双一流”建设高校中那些过去的单科性高校所入选的学科也基本上都是其传统的优势学科。很多单科性高校在学科门类设置上的多科性以及形式上的综合化仍无法掩盖其办学实践中单科突进的路径依赖。至少从目前来看，我国单科性院校的综合化仍然“在路上”，还没有产生预期的学术生产力。
我国2015年启动的“双一流”建设，之所以将建设的目标区分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其初衷是好的，即有些高校虽然整体实力还不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但某一个学科发展较好，同样也可以获得政府的资助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要求：“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在多领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前列。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水平，进入该学科领域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但“双一流”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将建设高校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另一方面，又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合称“双一流”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原本是为了对某些学校在较小学科领域作出了较大贡献的一种激励和承认，但最终由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身份化”，导致了几乎所有学校都将学科建设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对一流建设学科名额的竞争，尤其是要实现零的突破上，从而诱发了学校内部学科建设资源配置的失衡。
客观来看，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远不是学科高原与高峰的问题，而是在从单科性向综合性转型的过程中，很多高校内部存在太多的学科“洼地”。建设的策略应是通过内涵式发展首先将高校内部的学科“洼地”填平、升高，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围绕极少数稍微高出“地平线”的学科，努力将其“堆”成高峰。但现有政策框架下，冲着“双一流”建设高校这块“金字招牌”，很多高校的学科建设以能够入围“双一流”建设学科作为最高的目标，强化了高校学科建设中单一学科的突进，不利于院校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和学科的综合化。实践中，一所高校因为有一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从而跻身“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的现实刺激或激励了高校学科建设中的极端功利主义，即将所有或大部分优质资源集中于某一个优势学科，以寻求“点”的突破。这种投机取巧式的学科建设策略变相地抑制了学校内部其他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和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
由于受“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影响，大学以一流建设学科作为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从而使大学的综合化和学科的均衡发展面临困境。在扶强撤弱、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下，大学内部优势学科与弱势学科急剧分化，大学的综合化以及学科的交叉融合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或抑制。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世界一流的大学需要基于一流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世界一流的学科也需要依托一流的学科生态体系。当前，“双一流”建设政策“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尤其是一个学校只要有一个学科入选“一流建设学科”，整个学校就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游戏规则”，激励了大学在单一学科上的重点建设，客观上抑制了单科性院校综合化的进程，不利于大学和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首先应实现大学的综合化以保证学科的交叉融合，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某个学科的水平达到了世界一流，而是学校的学科综合实力居于世界一流。在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不断加速的时代，单科性的大学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同样，一所非一流大学里单一学科突进的建设策略也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学科。为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需要以大学的综合化为基础，避免因政策的过度激励对某个单一的一流建设学科“重点”建设，从而造成多科性和综合性大学的“单科化”畸形发展。（作者：王建华，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国家重大课题“‘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科调整与建设研究”（课题批准号：VIA170003）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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