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摘 要：中国抗“疫”的阶段性成功，不仅得益于社会主义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而且也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精神、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以及道德哲学层面的超越意识息息相关。这次抗疫斗争的实践，不仅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隐藏在中华民族身上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基因与密码，而且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了其深厚的底蕴与当代价值，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比较优势。
当前，新冠疫情依旧在全球蔓延，西方诸多发达国家依旧面临着严峻的抗“疫”任务。与此同时，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在刚刚过去的中国国庆长假中，中国人的旅游人次却高达6.37亿，同比恢复79.0%，旅游收入4,665.6亿元，同比恢复69.9%。这充分说明在当前的中国，新冠疫情不仅得到了总体性的控制，而且公众的消费信心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中国抗“疫”的阶段性成功，不仅得益于社会主义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而且也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因子息息相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相结合，让“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成为各级政府抗“疫”的最高准则
虽然一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观念，因为民主不仅意味着“民有”与“民享”，更意味着“民治”，也就是将人民当作国家的主体，并让人民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过程之中，但是，以“民本”为核心的民本主义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理念。这种民本主义，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就是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建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此，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即使“以礼乐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秩序全面瓦解，历史陷入长达几百年的动荡和混乱期”，[1]但各国国君无不重视人民的力量，认为“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左传·哀公元年》）。随着秦亡于法家的反面教训，儒家在西汉武帝时期取得独尊地位，自此以后，历代统治者几乎都视人民为维系政权的核心要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成为历代所有政治统治集团的高度共识。如果说这种民本主义还是从一个防御性与工具性的视角来看待人民在国家中的作用的话，那么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则几乎直接把人民当作政治统治的目的和归宿。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要求统治者与民同忧，与民同乐，给老百姓以恒产，甚至认为君位是一种“天位”，其职是一种“天职”，享受的也仅仅是一种“天禄”。荀子讲：“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同样把君主当作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与工具。此后，董仲舒进一步发挥这种思想，一方面，提出君权神授；另一方面，继承荀子的理念，主张“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其天谴学说，在君权之上树立绝对权威，时刻警示君主，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及至明末清初，一代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甚至直接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被认为是近世中国最接近西方民主思想的政治命题。所有这些，其背后的理念，实际上都是从积极的角度要求统治者把民生问题、人民的安全与福祉当成政治统治的目的和归宿。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历史高度继承并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民本主义精神，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一方面，把人民作为执政的落脚点与归宿，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另一方面，则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勇气和智慧，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紧紧依靠人民，紧紧团结人民。从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和走群众路线，到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与强调民主主义作风，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与强调干部要“下高楼、出深院”，到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强调要时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民本主义精神在当代中国的意蕴。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一次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一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时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并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包括2020年春节前后对武汉进行封城；对关系民生的所有基本物资进行统一调配；建立方舱医院；对于全国重症病人，派出国家级医疗团队“一对一”治疗；对所有新冠病人治疗费用由财政进行兜底等。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相信人民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勇气与智慧，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资源，将广大医务工作者、疾控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科技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应急救援人员、新闻工作者、企事业单位职工、工程建设者、下沉干部、志愿者等紧密团结起来，形成抗“疫”的众志之城。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这种民本主义精神与情怀，经过几千年风雨的智慧沉淀，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实现了升华，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不止的强大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激励着无数普通人在抗“疫”中敢于牺牲，勇于奉献
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同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密码。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话，那么以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为基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则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在人类历史上，把国视为家的放大是一个大发明，从来没有第二个文明是像中国这样的”。[2]即使在当代，这种情怀与意识也是激励无数中华儿女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的强大精神力量。
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首先是以家庭为本位，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寄于国，国系于家。这种情怀与意识肇始于商周之际的分封制。西周分封，一方面，天子之位实行嫡长子（大宗）继承制，周天子直接管辖王畿之地；另一方面，周天子将国之其余土地分封给庶子（小宗）以及宗亲、功臣等。在这种政治统治的结构中，家国本身就是一体的。从大秦帝国开始，此后的中国虽然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但实际上，分封制在西汉、西晋、大明王朝都有不同程度的实施。不仅如此，儒家以血缘为基础的“仁”“礼”观念以及以西周为政治样板的历史情结也使得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在传统文化中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有语云：“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又说：“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恰恰体现了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思维与治理模式，也正是因为如此，魏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孝经》，甚至为此开坛讲学或者亲自为《孝经》做注。
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不仅仅是以家庭为本位，更重要的是其所孕育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政治文化共同体意识中，个人的生命与价值，往往是与家庭、家族、国家等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在各种关系共同体中得以确立的，这种关系共同体，从家庭到家族，从家族到乡村，从乡村到州县，从州县到全国。正是因为个体的价值内嵌于更大的共同体，因此，《大学》才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才强调“杀身成仁”，孟子才强调“舍身取义”，范仲淹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一代理学家张载才能说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才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今天的中国，西方文化虽然成为多元社会思潮与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依旧是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维度，并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形式承载着新的道德责任感与使命感。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农历新年前后，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市民，为了尽快切断传染源，自觉主动地配合政府的封城行动和各种防疫部署，有的市民还要默默承受失去至亲的痛苦；几万名医护人员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驰援湖北特别是武汉，他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舍弃自己的家庭，放下孩子、父母和爱人，为的是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幸福美满，让国家能够早日实现安定和谐；有无数的普通志愿者、基层干部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一直奋斗在一线，使得即使在疫情高发时期，整个社会依旧能够保持基本的秩序和稳定。如果我们的视野更大一些，十几亿中华儿女为了不给政府添乱，自觉在家隔离，足不出户。可以说，这次疫情展示了中华民族卓越的集体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情感，放眼全球，也只有中华民族的儿女才有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关键时刻，我们能够为了共同体而牺牲自己的自由，放弃自己的家庭，义无反顾地扛起一份最沉重的责任。也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才说，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作出的牺牲，是对人类极大的贡献。可以说，通过这次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华儿女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家国一体的真实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说的那样，“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超越意识激励着中国在抗“疫”中始终坚持大国担当，有所作为
我们知道，在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真正实现了源远流长、延绵不断。虽然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归因，但从哲学的视角看，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文明实现了帕森斯所谓的“哲学的突破”。这种哲学的突破，最典型的就是中华文明在春秋时代就实现了超越性。在这种超越性的突破中，“人能够从社会关系中走出来，独立寻找并追求不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终极人生意义”[3]，从而个体本身就是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而以孔子、孟子的思想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正是这种超越性突破的典范。我们知道，在儒家的文化中，“人禽之辨”是其思考一切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出发点，而“人禽之辨”的核心是正视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存在，他们之所以与其他物种有所区别，是因为他们是有道德感与道德能力的动物，他们天生具有认识并践行儒家所说的“道”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是潜在的道德主体。这种道德能力在现实中就体现为知“仁”、体“仁”，而“仁”的核心要义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因此要“爱人”，这种“爱”，并非墨家所说的“兼爱”，而是对所有人的一种有差序格局的爱。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需要爱其他人，主要是来源于我们内心的自觉与情感，因为即使是那些陌生的“他者”，也跟我们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其意蕴折射的是人类自身的类存在意识。在这种内在的道德律令的感召之下，一个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会时刻坚守自己的良心与底线，所谓“士至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之下，即使是春秋战国之乱世，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才会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使命感，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哪怕可能随时遭致杀身之祸，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之下，儒家知识分子才有诸如“慎独”这样的观念以及所谓的“内圣外王”的道德责任感与使命感。
这种道德哲学意义上的超越性，也使得传统中国在对待周边地区时，始终有着一种超越具体统治疆域的文化与文明共同体意识，对其他政治共同体中的个体始终有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并且始终坚持王道，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摒弃霸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诗经·秦风·无衣》所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不仅仅适用于政治共同体内部，也适用于我们之外的“他者”。也正是在这种精神与理念的激励之下，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危机中，中国政府才始终秉承着“及时、公开、透明”的原则，回应国际社会的各种关切。始终坚持以大国的责任感与担当，同国际社会风雨同舟，同呼吸，同命运。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就不惜代价让武汉“封城”，并且及时监测出新型冠状病毒的危险性，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通报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实时分享抗“疫”的中国经验与做法，向有关国家派出医疗专家，并且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捐赠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用具与器械等。此外，中国政府还积极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并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所有这些，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与赞赏，而且也体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与风度。“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可以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超越性视野下，人类自身作为一个类存在，彼此之间的关爱义务乃是人的内在道德律令的使然，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超越意识，与今天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一起，在抗击新冠疫情的重大历史时刻，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形成的思想谱系，承载着这个民族在历史中沉淀的智慧。作为当代中国“四个自信”之“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本主义精神、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以及道德层面的超越意识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次抗“疫”中展示了极强的包容性与魅力，不仅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隐藏在中华民族身上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基因与密码，而且也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价值，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比较优势。（作者：余艳红，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青年农民工政治价值观的实证与引领研究”（项目编号：19BZZ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