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讯站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民族教育的发展空间呈现出由原来的局限于国内向国内国外并存转向的趋势，我国民族教育发展步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秉承“基于优势、明确诉求、补齐短板、开拓路径”的理念，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民族教育的总体诉求出发，提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路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空间得到拓展，其教育使命和内涵也发生了改变，步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民族教育不仅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和教育理念为我所用，更意味着我国各民族各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化获得了与世界共享的平台。民族教育的发展亦有助于推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的“增进理解、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互学互鉴，谋求共同利益、直面共同命运、勇担共同责任，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1]愿景的达成。
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应该看到“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教育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从外部看，有沿线国家和地区多民族、多宗教交织在一起形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等；从内部看，有民族教育自身如何提升办学质量、增强对外交流的自信等。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现状与“一带一路”对民族教育的诉求之间还存在一定落差。为了使民族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好地凸显其价值意蕴、彰显文化“软实力”，我们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民族教育发展进行学理性思考，厘清“一带一路”倡议对民族教育的总体诉求。我们要秉承“基于优势、明确诉求、补齐短板、开拓路径”的理念，发挥民族教育的“软实力”功能，实现我国各民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在教育领域“殊方共享”的愿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央各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政治互信、经济一体、文化包容)作为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目标，把“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今后合作的重点。[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文化差异巨大、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多样，因此，把握沿线国家的历史，精准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及需求，也是我国民族教育可以发挥优势、大有作为之处。基于此，提供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才保障、奠定共建“一带一路”的文化基础、打造共建“一带一路”的语言工具、塑造共建“一带一路”的科技载体，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民族教育的总体诉求。
提供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才保障，发挥人才“第一生产力”的关键作用。如前文所述，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其前提都是解决人才问题。但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原因，我国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社会经济、思想观念等与内地差距较大，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实现民族教育的“弯道超车”，培养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要加快边疆开放开发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3]而加快边疆开放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的前提是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一带一路”就“倡议目标来看，它并不是一项简单的经济发展框架可以说明的，它涵盖了国防、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及能源等各方面”。[4]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目标也对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
在“一带一路”建设人才的培养中，少数民族人才不容忽视。“我国共有138个边境县(区、市)，其中109个在民族地区，占所有边境县(区、市)的80%。”[5]“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一带一路”倡导的“语言铺路、文化通心”提供了条件。一言以蔽之，“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各类少数民族人才的参与，他们的参与一方面能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能促进各民族互动交流、促进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
奠定共建“一带一路”的文化基础，促进文化包容、政治互信。“一带一路”是我国与沿线国家实现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的桥梁。同时，“一带一路”使得我国民族地区由空间定位上的“边缘”转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这使我国民族教育更具有全局性、国际性意义，被赋予了更大的历史使命。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传统‘历史——民族’话语主导的边疆治理在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国家发展初期对增强国家认同和国家政治动员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容易建立封闭性和排他性的边界意识，这种意识不利于边疆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6]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必然面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因而“理解人类的差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7]，可见，文化包容、政治互信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这也是当下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
打造共建“一带一路”的语言工具，促进语言文化交流。打造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语言工具，是目前民族教育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本土语言资源较丰富的国家，已经确认的仍在使用的语言有130种，另外还有大量的方言。语言文字自身和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艺术、民俗等，都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8]但相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语种而言，我国的语言资源依然比较匮乏。有学者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的官方语言有40多种，而我国目前教授的语种仅有20种[9]。语言是工具，也是软实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的崛起，任何一种语种都可能为我所需。
我国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语言资源丰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各民族的语言资源，如何使其适应沿线国家纷繁复杂的语言生态格局，如何科学保护我国的语言资源，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尤其是我国跨境民族普遍使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同或相似的语言，这些跨境语言文化极有可能成为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但是，就现状而言，我国跨境民族使用的语言在国际传播力、使用活力等方面还有待提高。
塑造共建 “一带一路”的科技载体，打造特色鲜明的人才交流高地。“一带一路”是推进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从沿线国家需求的角度来看，通过教育、科技、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互相借鉴，可以提高各国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打造利益共同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从“科技”和“人文”两个视角去理解。人文方面，前文已经论述。“科技”是物的范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科学技术与人才是第一要义。近年来，在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引导下，各地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和高校打造出特色鲜明的人才交流高地。例如，西安外国语大学陆续开设乌克兰语、哈萨克语等小语种课程及相关专业；各地高校招收、引进具有科技推广作用的外籍留学生及外籍教师；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科研合作项目、共同打造科技智库等。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在与沿线国家进行科技交流的同时，也给沿线国家人民讲述了“中国故事”，取得了科技与人文推介的双重效果。
“一带一路”为我国民族教育创造了由“边境落后教育”转变为“跨境前沿教育”的重大机遇。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全覆盖、多层次发展，各行各业对国际化应用人才的需求日趋紧迫，这也是“一带一路”赋予民族教育的使命。民族教育要因势而动，把握机遇，“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10]。
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定位与设计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路径，既是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现实要求，也是民族教育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支撑、促进“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路向。
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我国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祖国边陲，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大大压缩了时空距离，把各国家、各民族紧密连接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整体。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得不交往”的时代。“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九大语系，53种官方语言，65个国家和地区[11]，这些国家和地区语言、风俗、宗教信仰各异，这对“一带一路”建设人才的全球意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带一路”既为我国民族教育与沿线国家开展教育合作交流、国际化办学带来了契机，也为培养跨文化人才提供了历史条件。跨文化人才“不但精通沿线国家的语言，熟悉沿线国家国情和社会文化，而且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开放的全球视野、协同的合作精神和包容的心态”[12]，这就需要民族教育，尤其是民族高等教育优化跨文化人才的培养路径。具体来说：第一，立足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做好跨文化人才培养的科学方案。深入研究区域发展战略与人才需求，定位自己的优势，精准制定适应“一带一路”需求的跨文化人才培养计划，避免同质化。第二，跨越民族地区，建构开放的人才培养方案及体系。具体包括专业设置与跨文化教育；发挥政府、企业、学校的联动效应，协同培养跨文化人才；通过引进海外教师、派出访问学者等方式培养跨文化人才；通过国内国外学校“结对子”的方式，为学生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第三，打好“留学生牌”，促进民族院校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提供师生跨文化交流的机会。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6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13]并作了细致深入的阐释，同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方略当中。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教育发展提供的历史机遇，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提供了空间和机遇，也为我国民族教育指明了未来图景和实践路径。首先，民族院校要有“跳出民族看民族”的国际合作办学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涉及个体、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之间交互错综的关系，其实质是超越“对立”的过程；其次，民族教育要有差异互补的跨文化培养目标，引导师生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树立“共生、共存、共在和共赢”的意识。最后，民族院校要构筑跨国学术共同体、世界青年共同体、社会责任共同体。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以教育为支点所撬动的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的必由之路。”[14]
坚持“引进来”举措，借鉴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育人为本，文化先行，教育合作是搭建民心相通的主要渠道”[15]。“一带一路”倡议不排斥与任何沿线国家文化的交流互鉴，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经验。在我国教育领域，最明显的是各院校招收大量留学生、招聘大量外籍教师，他们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来中国学习、任教，在与我国各民族学生的交往中，达到了文化间的理解和包容。他们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使者”，无疑能为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搭建桥梁，这也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一方面，在华外国留学生在我国学习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毕业后为沿线国家服务，使沿线国家切实享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外国留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最终成为“知华、爱华、信华”的“护华使者”。
沿线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的引进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法国思想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独特的资本形态，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最终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外经济资源。当然，我们也要警惕沿线国家利用本国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进而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造成破坏。
实施“走出去”方略，推动中华文化的推广宣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千多年的交流史，谱写了人类文明的精彩华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16]这为中华文化的推广宣介指明了方向。
过去几年，无论国家还是地方,更多地把“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放在了经济上。但从长远看，需要经济和文化联姻，让中华文化扮演“一带一路”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从而达到“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双重目的。为此，我国民族教育发展要把握好以下几点：首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17]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问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如何在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国籍的人群中做到既交流互鉴，又不失去自己的身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其次，理清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一带一路”的关系。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鲜明，既有能歌善舞的民族，也有能骑善射的民族，可以说，文学、艺术、表演、旅游、文物等文化资源应有尽有。基于此，民族教育要抓住机会，大力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最后，民族教育要顺应“一带一路”推进的趋势，培养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跨文化传播使者”。早在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权宣言》就将教育的跨文化特性提到了首要地位，并明确指出跨文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18]民族教育不仅要提升各民族的智识，更要增强各民族师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包容，培养跨文化意识、丰富跨文化知识、提高跨文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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